孔子说的礼乐是什么意思(礼乐是什么意思)

为中国历史所尊崇的“礼乐”究竟是什么

本文来给各位解释一下“礼乐”是什么。

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真理要理解并不容易。

真正的“礼乐时代”是夏商周三代时期，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即“礼乐”崩溃了。汉以后，随着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乐”的基本精神得以恢复，在形式上已经不纯正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礼乐”存在于三代时期。汉武帝至清朝这个两千多年是一个“准礼乐”时代。

可以从两个维度认知和理解“礼乐”：形式维度和功能维度。在形式上，“礼乐”就是各种礼仪。“礼仪”的基础是祭礼，即对神的祭祀仪式。针对人的礼仪也是在祭礼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丧礼和婚礼。

每种礼仪都是配乐的。礼是指礼仪的行为和程序，“乐”就是与之相伴的音乐。

我的家乡是豫东农村，那里在丧礼和婚礼上依然保存着古代的传统，尤其是80、90年代，现在也保存的不错。丧礼和婚礼一定是要“赁响”，我们那里管唢呐不叫唢呐，而叫“响”，吹唢呐叫“吹响”。也就是说，丧礼和婚礼是一定要请唢呐班子的。那些唢呐班的业务就是的就是为红白喜事提供伴奏服务。他们对婚礼和丧礼非常了解，哪个程序需要伴奏，需要什么样的曲子，都很熟悉。

我的童年是在80年代，到处去“听响”是一项很重要的娱乐活动，也是童年时代给我留下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听响”是那时的一个专门的词汇和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为婚礼和丧礼提供专业服务的唢呐班，对礼仪的传承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们不仅仅需要学习吹奏的技术，而且还必须学习礼仪程序，知道什么时候伴奏，伴奏什么样的曲子。

从功能上来说，“礼乐”是三代时期教育和政治的主要形态，那时的教育和政治是主要通过礼乐来实现的，或者说，“礼乐”是教育和政治的主要工具。

这是“礼乐”最难理解的部分，因为这样社会形态已经彻底消失了，而且留下来的历史记录也很少。历经了春秋战国之后，即历经了“礼崩乐坏”之后，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和政治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礼乐”不再是教育和政治的主要形态和工具，书籍和学校成为教育的主要形态和工具，而文本化的政策文件则成为政治的主要形态和工具。总而言之，“礼乐”被文字所取代。

“礼乐”、“礼乐时代”之所以很难理解，关键就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文字被普遍应用的世界，对于没有文字的世界，就很难想象。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书籍、读书当成教育的核心，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文字、没有书籍的时代，系统化的教育是如何存在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政策是以文件的形态存在的，而无法想象在没有文字应用的情况下，是如何发布和传播政策的。

事实上不仅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甚至文字已经开始普及化应用的汉朝，甚至战国，也已经无法想象了。他们对三代时期教育的看法，事实上都是基于文字时代的，而非无文字时代的，以文字时代的情况去杜撰无文字时代。

尽管作为汉字的原始形态的甲骨文与商朝已经出现，但是，在春秋之前，汉字的主要目的都是应用于祭祀，无论甲骨文，还是西周金文，都是为了制作祭品，并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字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应用，是春秋之后的事。

因此，在整个三代时期，在生活实践中，都是没有文字的，都是不使用文字的。这样以来，整个三代时期，就不存在书籍，也不存在文本化的政策文件。

不存在书籍，就不存在以书籍为基础的学习和教育。不存文本化的文件，在发布政令、政策时，就不能依靠发布文件，包括“圣旨”。

此时系统化的教育只能通过设计实践性的礼仪来实现，通过让人观看和参与这些礼仪而实现教育。礼仪是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对人的教育，一种形式是通过观看，另一种形式是通过直接参与，但通过观看才是主要的形式，因为礼仪的观看者永远比参与者多。

《周易》64卦中的第20卦叫“观卦”，这一卦的主旨就是谈教育。“观”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观看，两一层则是展示让别人观看。在“观卦”中，无论观看，还是通过展示让别人观看，都是针对礼仪、“礼乐”而言，观看礼仪就是学习，就是接受教育，展示而然别人观看，就是提供教育。

观看礼仪就相当于现代的听课听讲座和读书，通过参与而将礼仪展示给大众观看，即相当于讲课演讲和著书。

现代的政令、政策的发布都是通过发布文本化文件而实现，但是三代时期在政策发布中是不使用文字的，这意味着他们的政策内容都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为形态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政令、政策是有效传达、传播，政策发布的程序以及政策凭信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发布程序上，三代时期的政策发布是和祭祀仪式绑定在一起的，政策的发布是作为祭祀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发布的场所也是在神庙里。天子的神庙就是宗庙，其最重要的集会大厅也有很多叫法。《宋史·礼志四》：“ 三代之制不相袭，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小戴礼·王制篇》有云：“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世室、重屋、名堂、辟雍等都是三代时期天子宗庙的集会大厅。这是是举行重要礼仪的地方，也是发布政令的地方。

因此“庙堂”一词在后来成为政府的代名词，还有其他衍生说法：朝堂、朝廷。

作为以口耳相传的语言为形态的政令，在传达、传递的过程中，是需要中间人的，但是，如何保证人们对中间人的语言给予信任？答案是通过提供凭信、符信，这些凭信、符信主要是用玉做成的，因此也叫“瑞信”、“玉瑞”。最重要的“玉瑞”就是玉圭和玉璋。

三代时期的政令发布是通过传递玉瑞实现的，作为政策内容的语言，正是附着在这些玉瑞之上。玉瑞的作用实质上是一种信用凭证。没有玉瑞，单纯的语言是无法获取权威和信任的。

《周易》“益卦”中有一句爻辞叫：“告公用圭”，就是在说三代时期的政令发布系统。“告公”，就是天子将政令向“公”发布，此时一定要用圭来提供凭信、凭据，不能单纯地口说。

秦汉以后，政令、政策开始文字化，都成为文本性文件。但是，政策一定要附着凭信的做法并没有消除，只是发生了改变。凭信符号由原来的三维的玉器变成了二维的印章符号，包括玉玺符号。每一个政策政令一定要加盖官印的印章。单纯地文字而没有官印的印章，也是没有权威的，不被信任。

为中国历史所尊崇的“礼乐”究竟是什么

本文来给各位解释一下“礼乐”是什么。

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真理要理解并不容易。

真正的“礼乐时代”是夏商周三代时期，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即“礼乐”崩溃了。汉以后，随着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乐”的基本精神得以恢复，在形式上已经不纯正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礼乐”存在于三代时期。汉武帝至清朝这个两千多年是一个“准礼乐”时代。

可以从两个维度认知和理解“礼乐”：形式维度和功能维度。在形式上，“礼乐”就是各种礼仪。“礼仪”的基础是祭礼，即对神的祭祀仪式。针对人的礼仪也是在祭礼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丧礼和婚礼。

每种礼仪都是配乐的。礼是指礼仪的行为和程序，“乐”就是与之相伴的音乐。

我的家乡是豫东农村，那里在丧礼和婚礼上依然保存着古代的传统，尤其是80、90年代，现在也保存的不错。丧礼和婚礼一定是要“赁响”，我们那里管唢呐不叫唢呐，而叫“响”，吹唢呐叫“吹响”。也就是说，丧礼和婚礼是一定要请唢呐班子的。那些唢呐班的业务就是的就是为红白喜事提供伴奏服务。他们对婚礼和丧礼非常了解，哪个程序需要伴奏，需要什么样的曲子，都很熟悉。

我的童年是在80年代，到处去“听响”是一项很重要的娱乐活动，也是童年时代给我留下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听响”是那时的一个专门的词汇和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为婚礼和丧礼提供专业服务的唢呐班，对礼仪的传承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们不仅仅需要学习吹奏的技术，而且还必须学习礼仪程序，知道什么时候伴奏，伴奏什么样的曲子。

从功能上来说，“礼乐”是三代时期教育和政治的主要形态，那时的教育和政治是主要通过礼乐来实现的，或者说，“礼乐”是教育和政治的主要工具。

这是“礼乐”最难理解的部分，因为这样社会形态已经彻底消失了，而且留下来的历史记录也很少。历经了春秋战国之后，即历经了“礼崩乐坏”之后，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和政治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礼乐”不再是教育和政治的主要形态和工具，书籍和学校成为教育的主要形态和工具，而文本化的政策文件则成为政治的主要形态和工具。总而言之，“礼乐”被文字所取代。

“礼乐”、“礼乐时代”之所以很难理解，关键就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文字被普遍应用的世界，对于没有文字的世界，就很难想象。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书籍、读书当成教育的核心，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文字、没有书籍的时代，系统化的教育是如何存在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政策是以文件的形态存在的，而无法想象在没有文字应用的情况下，是如何发布和传播政策的。

事实上不仅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甚至文字已经开始普及化应用的汉朝，甚至战国，也已经无法想象了。他们对三代时期教育的看法，事实上都是基于文字时代的，而非无文字时代的，以文字时代的情况去杜撰无文字时代。

尽管作为汉字的原始形态的甲骨文与商朝已经出现，但是，在春秋之前，汉字的主要目的都是应用于祭祀，无论甲骨文，还是西周金文，都是为了制作祭品，并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字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应用，是春秋之后的事。

因此，在整个三代时期，在生活实践中，都是没有文字的，都是不使用文字的。这样以来，整个三代时期，就不存在书籍，也不存在文本化的政策文件。

不存在书籍，就不存在以书籍为基础的学习和教育。不存文本化的文件，在发布政令、政策时，就不能依靠发布文件，包括“圣旨”。

此时系统化的教育只能通过设计实践性的礼仪来实现，通过让人观看和参与这些礼仪而实现教育。礼仪是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对人的教育，一种形式是通过观看，另一种形式是通过直接参与，但通过观看才是主要的形式，因为礼仪的观看者永远比参与者多。

《周易》64卦中的第20卦叫“观卦”，这一卦的主旨就是谈教育。“观”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观看，两一层则是展示让别人观看。在“观卦”中，无论观看，还是通过展示让别人观看，都是针对礼仪、“礼乐”而言，观看礼仪就是学习，就是接受教育，展示而然别人观看，就是提供教育。

观看礼仪就相当于现代的听课听讲座和读书，通过参与而将礼仪展示给大众观看，即相当于讲课演讲和著书。

现代的政令、政策的发布都是通过发布文本化文件而实现，但是三代时期在政策发布中是不使用文字的，这意味着他们的政策内容都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为形态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政令、政策是有效传达、传播，政策发布的程序以及政策凭信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发布程序上，三代时期的政策发布是和祭祀仪式绑定在一起的，政策的发布是作为祭祀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发布的场所也是在神庙里。天子的神庙就是宗庙，其最重要的集会大厅也有很多叫法。《宋史·礼志四》：“ 三代之制不相袭，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小戴礼·王制篇》有云：“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世室、重屋、名堂、辟雍等都是三代时期天子宗庙的集会大厅。这是是举行重要礼仪的地方，也是发布政令的地方。

因此“庙堂”一词在后来成为政府的代名词，还有其他衍生说法：朝堂、朝廷。

作为以口耳相传的语言为形态的政令，在传达、传递的过程中，是需要中间人的，但是，如何保证人们对中间人的语言给予信任？答案是通过提供凭信、符信，这些凭信、符信主要是用玉做成的，因此也叫“瑞信”、“玉瑞”。最重要的“玉瑞”就是玉圭和玉璋。

三代时期的政令发布是通过传递玉瑞实现的，作为政策内容的语言，正是附着在这些玉瑞之上。玉瑞的作用实质上是一种信用凭证。没有玉瑞，单纯的语言是无法获取权威和信任的。

《周易》“益卦”中有一句爻辞叫：“告公用圭”，就是在说三代时期的政令发布系统。“告公”，就是天子将政令向“公”发布，此时一定要用圭来提供凭信、凭据，不能单纯地口说。

秦汉以后，政令、政策开始文字化，都成为文本性文件。但是，政策一定要附着凭信的做法并没有消除，只是发生了改变。凭信符号由原来的三维的玉器变成了二维的印章符号，包括玉玺符号。每一个政策政令一定要加盖官印的印章。单纯地文字而没有官印的印章，也是没有权威的，不被信任。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诗、礼、乐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

说起孔子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我们都知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但是其中诗、礼、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论语.泰伯篇》记载了孔子这样的名言，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于诗”，宋朝大儒朱熹对于这三字是这样注释的，“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人。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兴”在这里是起于、开始的意思，学习最初应从学诗开始，诗本就多随性情而做，有邪有正，诗的语言简单易懂，而且吟咏之时，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即容易感染人，也容易使人的思想产生转变。故初学者，多以学诗入门，比较容易让初学者建立起正确的好恶观、价值观。

“立于礼”，钱穆先生的注释与朱熹的注释意思相差不大，但比较简洁，“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学者之能卓然自立，不为事物所摇夺者，每于礼得之” 。礼是以仁为其内核，规范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学者通过礼的学习，所作所为能谨守礼法的要求，不为外界事物所影响，就能称之为卓然自立于世了。《礼记·曲礼上》中说道“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仅对个人，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于乐”，朱熹的注释“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 音乐的作用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涤荡心灵中的邪秽，消融内心所留渣滓。学成之后，对于仁义之理了然于胸，待人接物自然而然和顺于仁德。学有所成最后都可以通过乐升华。

本章的译文是，孔子说：“（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引兴趣，自立于学礼有所得，完成于学乐有所成。”

朱熹在其《论语集注》中还有这样的注释，“按内则，十年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特此说明“诗”“礼”“乐”三者并不是针对孩童的学习内容，乃是成人终身致学应该注意的难易、先后、浅深之次序。

一文带你了解周公“制礼作乐”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六十五

从黄帝到孔子，有两千多年的时间，期间有过不少被儒家称为圣贤的杰出人物，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等，他们被认为是孔子之前形成“道统”谱系的代表人物，而周公则被认为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人物。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为什么特别强调周公与中国“大有关系”呢？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评价周公的重大贡献时说：“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这一评价极高，周公让礼乐兴起并成为正统，从而使“度制”发生巨大改变。显然，司马迁肯定了周公所做的是划时代的变革，“度制于是改”，这不简单。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在评价周朝的改革时，说得更明确：“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认为周朝的改革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废旧兴新，是历史上最为剧烈的政治与文化变革。而众所周知，主持殷商之际这一场大改革就是周公。

从中国殷商时期的历史变革来看，正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才有了王国维先生所讲的“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公借鉴于夏、商二代的礼乐传统，去粗存精，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推向高峰，同时，周公所制礼乐还孕育了先秦的儒家礼乐文化和仁礼思想。怪不得孔子对于周代的文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以说，周代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形态较为完整的文化思想，从此，礼乐文化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周公的“制礼作乐”是礼乐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石，周公是最早的较为系统的礼乐文化的创造者。周公“制礼作乐”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的意义十分重要，在当今时代，在注重文明交流与发展的今天，重新认识“制礼作乐”，关注周朝革故鼎新的文化变革，了解周公“积德行义”“敬德保民”的政治文化追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周公

第一，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治背景

周公，姬姓，名旦，系西伯侯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之同母弟，周武王在克殷之后的两年后便去世了，而武王的儿子年幼，于是，由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七年，期间，周公出师东征，平定了管蔡和武庚的叛乱；为巩固周王室政权，周公进一步分封诸侯；同时，周公还营建东都洛邑，规范周王朝制度。而当周成王长大之后，周公便还正于成王，功成身退，不再摄政。周公成了古代圣贤的典范。周公影响最大的革新，就是“制礼作乐”，而这是在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制礼作乐”与周公其他三项重要的政治举措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周公重新分封诸侯，封给周王室最可信赖的成员以重要的地区，并使其掌握有军队，同时还授予管理的基本策略，以加强周王室的防卫屏障。比如，周公将自己的弟弟康叔封为卫侯，将原商朝的统治区域封给他，并以朝哥为都城建立起卫国，让康叔管理。康叔统治着殷民七族，掌控着八师兵力，并获得周公专门为他发布的的三篇文告——《康诰》《酒诰》《梓材》，其主要政治宗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周公提醒康叔，既要力戒自己贪图享乐，又要严惩犯罪者和反抗者。又如，周公将其长子伯禽分封到鲁（今山东省曲阜市）地区，建立鲁国。伯禽管辖着殷民六族，成了诸侯国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再如，周公的同姓召公被封在燕，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此前，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就已被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此外，成王的弟弟唐叔被封在原夏朝的所在地（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建立了晋国；纣王的哥哥微子反对纣王，也反对武庚叛乱，因此也受了分封，封在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了宋国。还有，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城为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北），而因其平定叛乱有功，封地增大，“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建立了齐国。显然，周公不仅分封了同姓国，而且也分封了异性国，史书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分封制的建立使全国的战略要地都有同姓兄弟、族亲和信得过的功臣镇守，通过分封，周王室便处于很安全的防卫屏障之中，从政治地理生态上来看，当时周公的分封制，确实使周王室处于比较安稳的中心区域。

周公分封诸侯

其次，周公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国家机构，设立了相对完整的管理职位，并以血缘联盟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在周公设立的国家机构里，中央政府有太师、太保，辅助周王治国理政；有常伯、常任、准人这“三事大夫”，分别管理地方民事，选任政府官吏和负责司法审判等；有“六大”即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别负责管理各种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活动；有司徒，负责管农田耕作；有司空，负责管理官职之事；有司马，负责管理军事军赋；有司寇，负责管理司法；有虎臣，负责管理宫廷侍卫；有膳夫，负责管出纳三命；有趣马，负责管理天子马匹等等。朝廷内外，皆有职官负责管理各项事务，管理逐渐规范化。而且，周朝还设立了“外服职官”，比如设侯、甸、男，负责处理诸侯国事务。

并且，周公还通过宗法关系来巩固政治关系，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着从属的政治关系之外，还和周天子保持着严格的宗法关系。并以嫡长子继承权为根本原则，使政治权力的传承建立在嫡亲血缘关系基础上。嫡长子的继承权包括政权的继承和财产的继承，并继承着对族人的管理权力（宗主权）。

同时，在周公所推行的制度里，还包括实行同姓不婚制度，并利用异姓之间结婚来建立血缘关系，比如，周天子通过与异姓诸侯之间的婚姻，周王室与诸侯在新的一代便有了血缘关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伯，而通过婚姻，便称异姓诸侯为甥舅。周公摄政，大大强化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形成系统性的宗族政治合二为一的制度，使周王的权力得到大大的加强。

再次，周公修建新都洛邑，加强对东部区域的控制。周朝原来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区域，属于周王国的西部，远离中原地带。周公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的叛乱，三年后班师回朝，便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西），周公摄政的第5年，便正式营建洛邑。周公亲自到东都筹建之地考察，指挥建都规划，并督察建都进程，一年之后，新都落成，新都规模很大，内城方达1720丈，外城方7O里，新都叫新邑，又称洛邑。

如果说，分封诸侯，建立国家机构以及新建东都城是周王室政治结构方面的改革的话，那么，周公的另一项改革措施，即“制礼作乐”，则是文化制度方面改革，而这后一种改革措施，影响更深远。

制礼作乐

第二，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内涵

周人与殷人的最大区别之一便是周人比殷人更重视礼仪。周人歌唱时，常常唱到了令仪、威仪、礼仪等，比如，“其仪一兮”“乐且有仪”“九十其仪”“莫不令仪”“礼仪既备”“各敬尔仪”“维其令仪”“不愆于仪”“敬慎威仪”“令仪令色”等等（参见《诗经》），显然，“有仪”对周人是非常重要的，周人在言行中，时时在感受着“乐且有仪”，他们执着于“维其令仪”。那么，何为“仪”呢？古代典籍对“仪”有说明：“仪”者，“宜也”（《释名·释典艺》），“度也”（《说文》），可见，“仪”指的是人之适宜、合度、规范的活动样态或方式。在人的仪表方面，是举止稳妥；在人所享用的服御器物方面，是物适宜，合法度；在人的行为方面，是合仪式，有礼貌。其实，“仪”就是“维其令仪”，就是坚持让活动的方式和所用之器物要符合规范。而这个规范就是“礼”，周人尊礼是区别于殷人的一个基本特点，周朝对“礼仪”的重视，形成了与商朝完全不同的文化制度，堪称为是从粗暴走向文明。

那么，“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古汉语中的“礼”字，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祭神的礼节、仪式；二是引申为社会、宗族的规则；三是指以礼相待、礼貌礼物等。在自然崇拜的时期，人对自然十分敬畏，相信自然神，所以对于所崇拜的自然物的祭祀是先民们最为重要的活动，在长期的祭祀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仪式，这便是“礼”，所以，从词源学上看，“礼”应该是起源于祭祀活动的。所以，先是礼节、仪式，接着便上升为宗族、社会规范，成了“礼法”，再来便普及开来，有了礼节、礼貌方面的含义。

“礼”在甲骨文中是“豐”，许慎《说文解字•示部》谓之曰：“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礼”字甲骨文字形状就像是在一个礼器里放着用以祭神两串玉，后来，或是因其与“丰”之古体形似而易混淆，便加上“示”旁作“禮”，以示区别。那么，为何释“礼”为“履”？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说：“履，足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履。此假借之法。……豐者行礼之器。”“礼”的主要功能是“事神致福”，那么，人的所有行为都要符合礼的要求，才能求得祈福之效果。王国维则根据殷虚卜辞中的“礼”字形体来解释“礼”的基本含义，他认为，玉为古代之行礼之器，殷虚卜辞的“礼”字形象地展示了盛玉奉神的情形，因而，“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先民们敬畏自然，带着虔诚敬畏之心对待自然，习惯于以规范的仪式来向神祈福，而当各种仪式渐渐程序化、固定化之后，礼仪就产生了。所以，礼仪是通过一定活动程序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乞求的礼制形式。

礼的各种字体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尊礼方面比殷人更丰富更普遍，周人除了祭祀之外，还有各种分等级的典礼，除了典礼，还有各种行为规范。可以说，周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礼仪规范，不仅政治生活，而且还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大都浸染上礼的色彩。城庙祭祀，宫室活动，外事交往，宴享嬉戏，器物应用，行为举止等等，都很讲究合乎礼仪，皆如《诗经》所描述的：“莫不令仪”。

与“礼”密切相关的是“乐”，先民们在抽象思维还不发达，他们需要靠形象思维（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来感受，所以，“礼”的活动，“礼”的内容的普及等，往往是与“乐”紧紧联系、结合在一起的，“礼”与“乐”是统一的，周朝时，礼乐难分难解。

关于“乐”，许慎释之为：“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虡也。”（《说文解字•木部》）；南唐徐锴认为 “乐者，出于人心，布之于管弦也，乐弥广则备鼓鼙，故于文木、幺白幺为乐，白像鼓形。”（《说文解字系传》）从甲骨文的形体上看，“乐”字表现的是丝弦附着于木上，所以，表现弦乐的声音，这是罗振玉、商承祚等学者的观点。但是，杨荫浏经过考证认为商代没有弦乐（参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所以，学者多认为对“乐”的解释应该采用许慎的观点。当代学者刘正国比较了甲骨文与金文“乐”字的形体，指出“樂”在造字之初中间是没有“白”的，增“白”之“乐”字晚出，他通过仔细考证认为，“乐”的字形实际上是葫芦之形，其本义乃是祖灵“葫芦”崇拜。所以，祭祀之乐不在于“音”（音乐），而在于“义” （伦理含义）。其实，许慎的观点应该是最值得重视的，因为周代的“礼乐”活动，毕竟是有很浓厚的音乐色彩的。

周朝取代殷商之后，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到了周公摄政时，实行了分封制，建立了政治管理机构，并营建了新都，而在文化思想和制度方面，相应地进行了“制礼作乐”。周公一方面继承了周代先祖们的礼乐观念资源，周王室从始祖后稷到西伯姬昌，先周时期的历代族长都非常重视吸取民间的文化观念，使之成为治政的智慧。在经济上，以农为本，在制度上重视礼乐，所以，周王室的礼乐传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资源。在另一方面，周公也注意汲取殷商的礼乐观念，虽然说殷商在尊重礼乐方面，在礼仪的丰富性方面，远远不能与周人比，但是，殷商在对神的祭祀方面，是非常隆重、严肃和规范的，殷商的礼乐观念、仪式等，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来源。

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周公自己思想观念的发挥。周公根据自己的广博学识，对之前的礼仪思想进行了改造、革新、融合，比如，周公继承了西周的礼制思想和仪式观念等，发挥了姬周所继承的夏商时期的文化思想传统，并进行改造、扬弃，特别是废弃了殷商那些残暴的祭祀仪式等；再如，周公继承周朝先祖们的礼德观念，废弃了殷商的“无德”的非人道的凶残习俗和制度，以周人所重视的“行善修德”为核心理念，推行其“制礼作乐”的重要措施。周公的“制礼作乐”从本质上看，是对先周时期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是对周王室礼德观念的发挥。而其整个的礼乐思想是以西周“积德行义”“敬德保民”的传统为核心观念的。“制礼作乐”的基本理念，便是体现“德”之“原始礼”精神，而礼乐所体现的方式、构成是多方面的，包括政体官制，政法的规范化原则，祭祀的仪式、仪礼，外交的礼仪、仪式，祈福的舞乐、乐歌等，还包括行为规范以及物品的适宜性运用等。

《礼记•经解》在解释周的礼仪时说：“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这里说得非常明显，有诸侯朝觐天子之礼，有诸侯之间聘问之礼，有丧祭之礼，有饮酒之礼，有婚姻之礼；无论是天子与朝臣，或朝臣之间，或人与祖先，或长幼之间，姻亲之间，男女之间，都是需要“礼”来规范的，礼制的制定和推行，便是为了“礼治”，是以礼为规范来规定人的“合礼”行为，制礼，是“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神祇之间等，都需要有相应的礼仪规范，没有礼义规范，便会发生混乱，而要避免混乱，就必须有礼制。人有礼，方有“貌”；国有礼，方有“范”；族有礼，方能定尊严。无论是家庭、宗族，或是国家，皆是由礼来划定等级尊严的，有秩序，才有稳定的社会生态，才能避免混乱。其实，周公制作礼乐，旨在让礼乐兴，秩序定。

魏晋时的阮籍说：“礼踰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 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阮籍《乐论》）很明显，礼用于划分尊卑等级，乐用于调和亲疏情感，一个是外在的管理，一个是内在的感化。所以，“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周礼•地官•大司徒》 王国维在论述周代礼制时明确指出：“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总之，周公“制礼作乐”的实质是以一套系统的礼仪符号，来确定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这其实是与血缘宗亲关系，以及贵族专权的家国体制是相统一的，“政治”转变为“礼制”，“政治——军事”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家族——血缘”为基础的礼乐制度管理方式，文化思想制度与宗法级制度紧密地统一起来，礼所颂扬和维护的，就是“家——国——天下”一体化的以周王室为权力顶端的统治秩序。所以，周公“制礼作乐”对殷商思想的革新和扬弃，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文化变革。

第三，周公“制礼作乐”所涉及的主要变革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远不止于礼与乐方面，其实，是包括文化、思想和制度等方方面面，这是对殷商文化思想和制度方面所进行的全面性的变革，是古时文化思想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巨大变革。周公通过对礼乐制度的革新，促进各项典章制度、伦理规范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革，以达到了对周朝“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优化管理功能。

首先，对神灵的崇拜转向了对祖先的崇拜。

周公“制礼作乐”促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变革，那就是周人不再像殷人那样重视对神灵的崇拜，不再那么执着于通过祈求来得到福祉，逐渐转向了对祖先的崇拜，即通过祭奠过世的祖先来祈求庇护，同时也通过敬奉祖先来表现孝道。

远古时，氏族社会的演进促进了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原始家庭制度逐渐变得清晰、稳定，先民们不但于长辈在世时对长辈进行孝敬，而且，对于逝去的长辈们，即祖先们，也坚持尽孝道，同时，先民们还相信，其父亲家长或氏族中前辈长者的灵魂可以庇佑本族成员，会在另一个世界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赐福儿孙后代，因而，开始祭拜、祈求其祖宗亡灵保佑子孙后代，形成了不同于祭祀神灵的新的信仰活动，形成祖先崇拜。

祭 祖

祖先崇拜取代神灵崇拜，这是一项重大的变革，因为祖先崇拜不再是对于原本是不能征服不能认识的自然或社会的神秘力量的崇拜，而是将本族的祖先神化并对之进行祭拜。祖先崇拜不是盲目地向不知解的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是对曾经与崇拜者生活在一起的先人的敬奉。祖先崇拜具有本族认同性和异族排斥性，崇拜者与被崇拜者显得更亲近。而且，在祖先崇拜中，先民们相信其逝去的祖先有活着的魂灵，有神奇的超凡威力，能与后世族人进行沟通互感，并庇佑后代族人；还有，在祖先崇拜中，不再用动植物等图腾象征或生殖象征等来作为其氏族部落的标志，而是以其氏族祖先的名字作标志。周公“制礼作乐”，强调对祖先尽孝道，一方面，强调长辈们在世时，要尽孝心，要孝敬；另一方面，当长辈们过世后，也要敬奉，要祭奠，要祈求祖先的护佑。由此，便使古代宗教从自然崇拜上升为人文崇拜，祖先作为崇拜对象，自然是比原本的神灵要亲近得多，他们不再是未知的神秘世界，他们是曾经和后辈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后辈们相信，他们的长辈去世后，灵魂还活着，会在另一个世界保佑后辈们，崇拜的对象从神变成了人，而祖先却成了神，成了在世后辈们的保佑者。

其次，由鬼神文化转向了礼乐文化。

神灵崇拜转向祖先崇拜，相应的，以鬼神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便渐渐转变为以礼乐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从殷商到周代，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历史节点。《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在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殷人对于神灵的非常仔细的虔信精神和祭祀仪式，而一些殷商古迹的发现，甚至让人了解到，殷商有以活人来祭祀神的残酷仪式，《封神演义》所描写的商纣王的残暴，并非完全是虚构的。当然，殷商的虔诚也好，活人祭祀也好，都没有保证商王的国祚长久，这不得不引起后代政治谋略家们的深思。

周初统治者文王等，吸取商纣“淫祀残民而亡”的历史教训，到了武王之后周公摄政时，更是大肆张扬礼仪，在祭祀制度中注入了“敬德保民而王”的礼乐核心内涵，对人伦的重视取代了对神灵的重视；对礼的尊奉，胜过于对神的敬畏。在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宗法制下，西周社会确立了周王室贵族统治制度，而宗族的等级关系影响了政治结构，“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作为宗族单位的“家”与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具有同构性，政治上的君权至上是以宗族上的“父权至上”为支撑的，同时也是以嫡长子继承权为根基的。所以，维护宗法和政治体制的礼乐文化便取代了鬼神文化，在制度上发挥其主要的影响作用。

在礼乐文化中，祖先的地位大大得到提升，可与天相配，对周礼是深入研究儒家创始人孔子已经看出了周朝礼乐文化中祖先地位提高状况，在《孝经•圣治章第九》中，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祀祖配天，将祀祖与祭天并列，这显示了神灵文化的权威性下降，而人伦礼乐文化的地位上升，祭祀祖先显得非常重要了。

与此相应，伦常道德也比敬神的原则显得更为重要，以往所重视是仔细规范的祭祀神灵的仪式，而周时，孝悌观念却成了最重要的，成了所有人都必须尊崇的伦理原则。周公在论述君修“九德”（《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记载的九德：“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时，将“孝悌”是列在前面：“一孝，孝子畏哉，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逸周书•宝典》）在周公制定的礼乐文化中，“孝悌”为立国之本，而祭祖则为教孝之道。祭祖既是行孝道的方式，也是对后辈进行孝道教育的非常有效的途径。《礼记•祭统》曰：“夫祭，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周人对祖先祭祀活动的重视大大提高了，相比之下，祭祀神灵的重要性显然没有像殷商那样处于主导地位了。因为周公等周朝统治者发现，礼乐文化比敬神活动更能直接地维护等级关系，维持稳定，巩固周王室的统治秩序。周公说：“礼乐既和，其上乃不危。”（《逸周书•本典》）这说得再明显不过了。

孝 悌

自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乐文化逐渐成为周王室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为统治阶层的贤士们所尊奉，而巫觋文化、鬼神信仰却由殷商时的主导地位，逐步退守为相对次要的地位。所以，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非同寻常，周公的这一文化壮举，让周朝从对神灵的崇拜转向对祖先的崇拜，让鬼神文化向礼乐文化转变，让宗教型文化向伦理性文化转变，而对于神灵的重视，便转向了对于人伦的重视，周文化改变了原来殷商的宗教政治合一的“政治神学”式的“神治”统治方式，转向了伦理政治合一的“礼治”教化管理方式。

再次，由巫史合一转化为巫史分职。

周代以前，“巫”既是巫师，是负责祭祀的巫师，同时，又是政府体系里的官员，当时，“巫”往往同时也是史官，即“巫史合一”。史书记载曰：“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尚书·君奭》）这说的是伊尹、伊陟、臣扈等能感通上天，而巫咸、巫贤等巫官，能进入朝廷，成为与伊尹等齐名的辅政重臣。显然，当时对于巫官是非常重视的，而祭祀活动的系统化和复杂化，使得巫官的权威性不断提高，而对祭祀活动的记录等，便使巫官也有了史官的职能，当然，虽是巫史合一，但巫与史在行使职权时也还是在分工上有所侧重的，范文澜先生说：“（商朝）巫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巫能歌舞音乐与医治疾病，代鬼神发言主要用筮法。史能记人事、观天象与熟悉旧典，代鬼神发言主要用卜（龟）法。国王事无大小，都得请鬼神指导，也就是必须得到巫史指导才能行动。”（《中国通史第一册》）分工有所侧重，但巫史都有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君王行事的权力。

不过，到了周初时，开始发生变化，巫师仍司祭祀和代鬼神发言之事，而史官虽然也有“沟通天人之际”的职能，但已经逐渐转为担任推行礼乐文化的职能了。史官从巫史系统中独立出来，而且，其地位不断上升，后来，便取代巫官成为王官之首。在周代，“巫”在职官系统中似已没有固定编制，而史官的权力却越来越大，管的事越来越多。史官在周初的职能与“巫”相似，后来渐渐地发展为监管神和人两方面的事务，最后，史官的职能重点在于辅佐君王振兴礼乐方面，礼乐教导者的身份却越来越突出而其神之仆从的职能渐渐弱化。

比如，在周代，太史寮与卿事寮并列为中央政府两大部门，而作为史官之首的太史，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的太师、太保，在周初，太史尹佚就已经与周公、召公、太公一起并称为“四圣”了。史书记载：成王中立而听朝，周公常立于前，太公常立于左，召公常立于右，史佚常立于后，“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参看《大戴礼记·保傅》）。后来，随着政治机构的扩大，从史官中又分化出其他的职能部门，王国维先生说：“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观堂集林》卷六·释史）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史官与巫官明显分化，史官重视人伦、礼乐，地位不断提升；而巫官依然主司祭祀，其地位逐步弱化。当然，虽然鬼神信仰降为亚文化，而礼乐文化上升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但鬼神信仰等仍然依靠巫文化，在民俗中存续与传承着，巫师作为祭神和代神言的神秘人员，虽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但并未消失，依然在民间继续传播着鬼神信仰。

最后，由政神合一转化为政神分离。

与巫史分职相应的，是周代由政神合一转变为政神分离，即原本是一切听神灵的；君王欲行事，先要祈问神灵；而神由巫师代言，指导君王行事；政治上的事，由宗教上的神来先做出决策；彼岸的鬼神是指导尘世君王理政的“神灵”。但是，到了周代，统治者不那么全信彼岸的神灵了，而更多地是信“德性”，坚信“敬德保民而王”，礼乐文化中的“德”才是最重要的准则，尊礼保德才是维持、维护周王室贵族统治的关健举措。殷商以神权政治来威慑民众，而周王朝则是以礼乐文化和宗亲观念来教化大众。如果说殷商更坚持的是政神合一的神权统治方式，那么，周王朝实行的则是伦理政治一体化，即以家国同构的宗族血缘为根基的族权政治，殷商是“神治”，而周代是“礼治”。周公执政期间，特别是管蔡之乱后，其巩固王权的重大举措中，有一项是分封制，利用宗族的力量保证姬姓天下的长治久稳；还有一项是利用姻亲关系，“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同姓血亲与异性联姻的两条联盟宗亲、亲戚的伦理关系绳索，被用来维系着周王室为首的贵族统治网络。于是，周代政神分离的结果便导致了宗法等级制度的确立。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如此一来，同姓诸侯之间皆为兄弟叔伯之亲，而异姓诸侯之间则多有婚媾甥舅之谊，周王室实现了“家天下”的政治结构。

从实质上看，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将国家政权从殷商的政治军事一体化转变为政治宗亲一体化，而家国同构是其典型的结构形式；宗法等级制度是礼的制度化集中体现；嫡长子继承制却是保证嫡亲血缘关系的年长者拥有优先继承权，商人“兄终弟及”为主的继统制度，被嫡长子继统制所取代。周王室通过这一新的继统体制，将全天下土地与民众作为私有财产逐级封赏给宗亲贵戚，形成了以周天子为顶尖的阶梯式统治结构，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依次等降的金字塔式政治社会结构，而周天子掌握着最高的统治权，他不仅是合族之大宗，而且又是天下之宗主，集宗统与君统于一体，将族权与政权的合而为一。显而易见，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就是确立周代的系统礼制，维护和强化周王室的统治秩序。“制礼作乐”的结果，是让周代以宗为法取代了殷商的以神为教，因而，周代政教分离的实质，便是政权与族权的统一，以“礼治”来取代“神治”，重视人伦亲情，兴正礼乐文化，取消活人祭祀等，推崇“敬德保民”的政治主张。

兴正礼乐

司马迁于《史记·周本纪》赞周公曰：“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王国维赞扬周公“制礼作乐”促使“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不难看出，周公“制礼作乐”是以“礼制”取代“神治”，促使文化思想从宗教型向伦理型转化，并通过巫史分职，强化史官的作用，弱化巫师的职能，以礼乐教化来取代宗教迷狂，弘扬人伦礼乐，维护周王室的统治秩序。“制礼作乐”同时也是使宗教的神秘观念和宗教的势力逐步弱化，并失去了在政治管理体制的重要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使伦理政治的一体化趋势更趋向强化。周公“制礼作乐”构筑了周代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的基本框架，对后世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

战国时期，虽然周公“制礼作乐”由于列国频繁的战争和政治局势大大改变而被冲击，周朝的礼乐文化也失去了原来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战国后期，由于法家、纵横家、兵家等受列国君王的欢迎，周公所制的礼乐没有那么兴盛了，但是，周朝的礼乐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为先秦儒家提高了文化土壤，并经过孔子、孟子等的儒学思想家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了儒家思想。显然，周公“制礼作乐”的精神，启迪和影响了诸子百家的人伦理念，并且成了后世历代儒家杰出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源。周公所制的礼乐，还通过《周礼》一书和其他礼乐著作，对后世发生重要影响，而且，周朝的礼乐习俗，还通过民间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在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华夏民众，成为中华民族的礼乐资源。这种重大影响对于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起来关键的作用。

当前，中国强调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文明的处世之道，坚持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文明价值导向，着力保持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中华文明精神气质，那么，就应该重视周公“制礼作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所起打造基础的作用，正是周公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气质，中国才能有了不同于西方的基本文化特色。陈来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体现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即“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而对于这种精神气质的形成，周公的贡献是在诸子百家之前，是无与伦比的。

《易传》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公“制礼作乐”到底在历史上还有什么影响，在当代有什么重要意义，笔者将在后面的文章继续分析和探讨。

《论语》如其礼乐“注释”

题解：

本题目出自《论语：先进第十一》，《先进第十一》：主要记述孔子对个别弟子的评价及教学方法。原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我则何以载？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其意为：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侍孔子坐谈。孔子说：我比你们年纪大，你们不要因此而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平时你们总是说：没人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们， 任用你们，你们怎么去做呢？子路率先回答：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外有别国的军队威胁，内有灾荒，这样的国家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便可使国人勇敢，而且明白一些道理。孔子笑了。孔子问：“冉求，你怎么样？”冉求回答：“一个六七十里见方或者五六十里见方的邦国，我用三年的时间，可以使百姓吃饱穿暖。”至于礼乐教化的事，只有等待贤人君子了。

冉求字子有，孔子弟子，小孔子二十九岁，卿大夫季氏家中的主管。另外，文中包括《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是：孔子去往卫国，冉有驾车侍候。孔子说：“卫国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多了以后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先富足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富起来，又该做什么？”孔子说：“教育他们”。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仕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

原文：

继富而言教①，礼乐可更筹矣。夫礼乐固②治民者之所必需也。既足之后，求③能勿计及于是哉！且夫民之自计也，谋性情者，莫先于谋衣食。而上之治民也，理衣食者，尤当以理性情，使④谓民生已遂，而雅化可以不计焉！殊⑤非所以为治也。

足民可使，求之酧⑥知者如此，然治岂遂止于是而已哉？盈宁⑦未歌之先，草野虽有邪僻之情，而无敢肆。迨至蓄积有素，则淫溺⑧生于餍沃⑨，而风俗遂有不醇之忧。仓箱告竭之际，朝廷虽有化导之术，而无所施。迨至丰亨堪嘉，则理义生于优余⑩。而国家贵⑪有陶淑之具，于是乎有礼乐焉！足民者又不可以不讲也，而求窃思之。

治苟不臻于明备，纵余三余九，终属未竟之经纶。此官山府海所以贻讥小补也。想当年掌诸宗伯典诸大常，无非以席丰履厚，端赖此同节同和⑫者，为之潜移而默化（批：不求新奇而词气纯是经籍之光）。求岂置若罔闻耶？此固足民时所预为筹度者耳（批：如其二字，神理并到）！绩虽未底⑬于昭明，而熙绩厘工⑭，断无苟且之治术。此关雎麟趾所以润色鸿猷也⑮。

在今日泮水之鸾旗⑯常寂，辟雍之钟鼓不闻⑰，而当夫国富民殷，自必以至简至易者为之：日渐而月摩。求敢忘乎此度耶？此又足民后所急为慎审者耳。将谓教之与养，绝无可以兼该之数。彼夫胡考椒馨，田园不乏尊让，岁时伏腊，豳雅亦晓鼓吹，安见化民成俗，不隐寓于制田授里之中，而必待转计。

然谓教之与养，绝无可以区分之功。彼夫虞廷授官，司徒不无专职，周颂课绩，保介仅善微长，可知制节谨度，犹必需夫时雍风动之化。而能勿他求。如其礼乐，求殆有所俟矣。

评语

富丽温润，绝无肥重之弊，此文之善为裁酌者。

受业鲁清藩读

评语译文：文章好像玉一般富丽温润，完全没有肥大厚重的弊病，这是写文章善于作裁制斟酌的人。

注：

文章主要讲礼制，音乐对民族的教化，但是必须在民生孝养问题解决后，国家引导，提前做计划安排，才能达到四时和谐，高唱风化的效果。最后说明政府官员对农业丰收的重要性，官员必须因时因地制宜，掌握好农时节令。同时带头参与，尽职尽责方可取的光明成绩。

①教：教育感化。

②固：本来。

③求：字子有，讳求，称冉子，孔门弟子。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官为季宰氏。

④使：如果。

⑤殊：差异，特殊。不同。

⑥求之酧：要求的报答。然：这样。

⑦盈宁：丰衣足食，生活安定。

⑧淫溺：放纵，沉迷不悟。

⑨餍沃：土地肥沃。

⑩理义，优余：理义：治理行为。优余：好的有余。

⑪贵有陶淑：贵：重视。而贵文学之士（《韩非子·吴蠹》）有：能够。陶淑：陶，教育。淑：美好，善良。

⑫掌诸宗伯典诸太常，无非以席丰履厚，端赖此同节同和者：诸：众多。

宗：宗族。

伯：官员。

典：礼仪。

太常：掌管祭祀，嘉礼的官员。

无非：不外乎。

席：筵席。

丰：端酒器的盘子。

履：穿鞋子。

厚：看重。

端赖：开始依靠。

同节、同和：（同节）相同礼节。礼不逾节（《礼记曲礼》）（同和）：音乐和谐。其声和以柔（《礼记·乐记》）

⑬底：到达，达到。

⑭熙绩厘工：光明成绩，治理功效。

⑮关雎麟趾所以润色鸿猷也：

关雎：《诗经·风》诗中是表达男女爱情的第一篇《毛诗序》以为此诗是歌咏后妃之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麟趾：兴仁人之风。言周召之风自北而南。由西向东。

所以：原因。

润色：装饰。

鸿猷：大计划。

⑯泮水之鸾旗：《诗经 鲁颂》的一篇，是一首先秦时代汉族的诗歌，全诗八章，每章八句，此诗是对僖公的歌颂赞美，他能继承祖先事业，平服淮夷，成其武功。

⑰辟雍之钟鼓不闻：征召人才的号召受到堵塞，听不到。原文：于乐辟雍，于论鼓钟。

教之与养兼该之数：

教：教育感化。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礼乐志》）。

养：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书·大禹谟》）。

兼该：兼顾，包括。此书既遍该众典以教一切。（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之数：之：的。数：规律。

胡考椒馨：《诗经·周颂·载芟shan》有椒其馨，胡考之宁。胡考指高寿老年人，椒馨：椒酒的香味。椒：自己酿造的原汁土酒。

豳雅亦晓：豳雅：旬邑的雅乐。亦晓：也是通晓畅达。

隐寓：隐藏，寄托。

功：事情。上入执宫功（《诗经·豳风·七月》）

虞：春秋时期封于山西平陆之国。

司徒不无专职：管理农业的官员，没有一个不尽职责。

周颂课绩：督促完成指定的工作。《诗·周颂·思文》武王渡孟津……考绩。

保介：立于车左，披甲执兵，担任侍卫的勇士。《诗·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畲。

时雍风动：四时和谐，丰衣足食，百姓民歌高唱。

鲁清藩：恩贡、道光乙酉太平志编修。文彦门人。

译文：

百姓连年丰收富足了，如果说教育感化他们，这时礼仪和音乐制度可以重新筹划了。因为礼义和音乐本来是治理教化百姓所必需的事情。既然百姓富足了，冉求，你能不计划做到礼乐教化这事吗？这时暂且让老百姓自己去计划，百姓认为：让百姓思考愉悦的礼乐，不如先考虑穿衣吃饭的问题。便是君主治理民生的思想：“治理百姓吃饱穿暖，首先要理顺百姓的性格。如果说百姓吃穿问题得到解决，而文明教化的事情也可以不需要去考虑计划了”。这是：百姓和上面的思维，两者之间的要求不同，不是这样就认为已经达到治理了。（百姓吃饱穿暖后，也要求礼乐）

当然富足的百姓可以听话使用（徭役）。他们对于上面的要求和报答，在政治清明环境下有智慧见识的人可以这样做。但是：礼乐治理难道马上停止在这个部分人听话的判断中了吗？在百姓没有丰衣足食，生活安定，歌舞升平的前面，虽然农村百姓中有不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没有敢肆意所为，如果一旦他们到了积存财物成为正常富足，这时礼乐教化跟不上，部分人就会放纵自己于沉迷不悟不受道德约束了。这个恶习产生的原因是土地肥沃带来的衣食满足。这时，在得不到礼乐教化的情况下，这个生活满足马上会给淳朴的风俗带来不好的忧虑。假如他们到了粮仓衣箱空空，缺衣少食的时候，朝廷就是有引导教化的办法，也使用不上了。如果等到丰收年头；上面（政府）实行嘉奖，由此治理教化行为在好的光景、富足有余的生活环境下可以产生了。这时国家重视教育能够倡导美好善良民风的所需器物（鼓乐或者条陈制度），于是乎能够礼乐产生了。对于富裕的百姓，礼乐教化更不能不讲了，这个道理你“冉求”应该提前准备，慢慢的去思考吧！（富民得到礼乐制度，可以使社会和谐）

治理行为如果不能达到为了明天的长久持续去准备，就是富足有余，但是没有礼乐制度，终究属于没有达到礼仪文明道德界线的要求。这时：便是如山如海权重的官府，如果没有礼乐制度免不了被人贻笑讽刺为小的修补了（指百姓富足，放任自流）。回想当年掌管周代（早期）宗族、地方长官、礼乐制度的众多官员，他们也不外乎以民间百姓筵席有丰（放酒器的托盘称丰）和有好鞋子穿看重为荣（礼乐带来的好处）。他们开始也是依赖这个相同礼仪法度和音乐和谐做标准（礼仪，音乐制度），使社会不漏痕迹的在礼乐制度引导下改变和化解不好的民风了。“冉求”你难道对这些故事（《诗经》内的故事），好像什么都没听到吗？这也是在百姓富足时，应该预先为他们筹划好的事情。当时周先祖的教化治理功勋虽然没有达到显著的成绩，但是这个礼乐制度的光明功绩，社会治理功效绝对没有其他马虎草率的治理方法而能够代替完成。这个功绩是由于当时周公、召公自北而南，自西而东兴仁德、礼仪教化之风去装饰、治理社会的大计划原因了。

在今日，对鲁僖公歌颂赞美继承祖先事业的诗已经寂寞，征召人才的号召也受到堵塞，听不到。如果到了国家富足，百姓吃穿有余的时候，他们（百姓）自己必定会按照极简单、极容易的礼乐自己去做了。但是，这个政绩必须经过一天一天慢慢的时间长久的潜移默化，这还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冉求”你敢忘却这个考虑吗？这也是百姓富足后，你冉求应该马上去慎重考虑，应该明白的问题了。这时所要说的礼乐教育与养民（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二者绝对没有能够兼顾包括的规律。（等待百姓富足后，教化礼乐制度为大务）。现在我们看周颂诗内：百姓富足后他们的长寿老人享受椒（美）酒的香气，在田园里（农村）不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尊崇和退让的仁德之风。他们在一年的时令，三伏、腊月祭祀，旬邑的雅（正宗，规范）乐也是通晓畅达地击鼓吹打。这是百姓生活安定富足后，可以看见礼乐教化后的民众已经形成了这个风俗（击鼓吹打欢庆），而不是借用，寄托于井田制定，土地授予乡里之中而欢乐了（不是为了井田制而欢庆）。但是“冉求”现在你必须等待百姓富足后，礼乐教化方可计划实行。

说到教育感化（礼乐制度）与养民，完全没有区别对待的事情（孰重孰轻）。我们看古代虞国朝廷任命官员：管理农业的司徒很是尽职。《诗经》内《周颂·思文》的诗赞扬：督促官员完成指定工作的经验，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即便担任侍卫的武士几乎也在好好地发挥着微小的长处。（侍卫参加农业生产）可想而知制定礼仪标准的谨慎程度。礼仪制度仍然需要四时和谐，人民吃饱穿暖，百姓民歌高唱的变化下才可以施行礼乐制度。而且百姓丰衣足食后能够再不要求什么。事实如果能像这样，至于礼乐教化事情，“冉求”几乎能够等待了。

“礼崩乐坏”中的“礼乐”是什么意思呢？

文|陆以外

现在，“礼崩乐坏”这个词的曝光率还是可以的，这原是孔子对他自己身处那个时代的一句感叹，感叹“世风日下”，因为他觉得，春秋时期，五霸崛起，周文武所作的那套“礼乐”被这些诸侯新贵破坏得不成样子了。那么，这个“礼乐“是什么东西呢？

礼和乐其实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们两者是不同的。

礼，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礼貌”那个礼，而是一套相当复杂的东西，它涵盖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君臣等级，父子关系，男女有别，婚娶，丧葬，社交等等。它可以说是一套规范吧，这套规范，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从最大的帝王到诸侯大臣，下到平民百姓，一路分下来，不同阶层本身又有不同的划分，可谓相当严密。分好之后呢？分好之后，不同阶层的人，其行为模式又有不同的规定，从怎么拜祭祖先，嫁娶如何设宴行礼，都有各自不同的规范。不同阶层之间是不可以僭越的，僭越那就是违反这套规范了，小到生活中的礼节，大到君臣之间的次序，春秋诸侯并起，周王朝式微，天子号召力不再，虽然周王朝名义上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其实，君臣之间的位置，即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次序，早已调转了，这就是不合乎于“礼”了，所以孔老爷子就感叹了：礼崩乐坏。

那么，乐呢？乐其实就是音乐，客观上，它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音乐是没什么太大的不同的，只是它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功能。让它看上去，更像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而采用的一个工具。这一点，从《礼记》和《乐记》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哪些音乐是君王应该听和弘扬的，比如周《武》，这是大儒学家们提倡要听的，怎么听，为什么要听，孔子为此还总结出了很多道道，说是，这个好，那个好。而哪些音乐是不能听的，比如郑卫音乐，郑卫即当时的郑国和卫国，说是，这两个地方的音乐容易导致人“淫佚”，会让人“人心不古”，总之就是百般不好啦。其实，就是怕“人心不合乎于礼”，不利于“统治”嘛。

对于“礼”和“乐”这套东西，不管它当时所带出的价值观几何，也不管你认不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呀，对这两者的论述还是非常深入且细致的，虽然将音乐的五音阶跟阴阳五行等联系起来，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什么，但是其体系之完备和精密，不可谓不......怎么说，不能用科学，我想想，哦对了，不可谓不牛逼，对，咱们的祖先，真的很牛逼。特别是对乐与人情人性关系的论述，虽然有点啰嗦，但那真的是相当的丰富深入，这个部分，现在来看，都毫不过时。有兴趣，可以先找《史记礼乐律篇》看看，入个门。

礼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其时代局限性的原因，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乐，咱们古代的乐这个，其体系之庞大，内涵之丰富，纵横交错，我是觉得非常值得去了解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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