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是谁(周文王是谁)-一对姻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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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真实身份到底是谁？他跟周文王之间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
周武王54岁时去世，长子还在襁褓之中！周武王何时娶妻生子？
纣王为何杀比干，让周文王食子？原来都与“圣人”二字有关
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姬昌

姜子牙真实身份到底是谁？他跟周文王之间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

武王二次伐纣时，慑于纣王武威，不敢轻举妄动，遂占卜于祖庙，占卜结果不出所料并不乐观。适逢风雨暴至，西周大臣人人心生恐惧，不敢言战，只有姜尚奋力强争，武王才决意东行。在牧野战场上，又是姜尚一马当先带领百位勇士冲入殷商阵营，将商军击溃。因此姜子牙是周人克商最大的功臣，也是出力最多者。他的意志可以直接影响武王的决策。甚至在占卜不利、凶兆尽显的情势下居然可以一言扭转乾坤，可见姜尚在西周朝廷中的分量。那么姜尚真正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传说中周文王的助手和如诸葛亮一样的托孤之臣吗？他的真实背景究竟是怎么样子呢？让我们拨云见日。

姜尚，东海人，祖上为羌人。《左传》记载：姜姓为太岳后裔。近人如章太炎、傅斯年等人皆认为，姜羌于字同源，在姓为姜，在种为羌。傅斯年更进一步考证，四岳其实是四座大山，太岳即今山东泰山。四岳之后即四座山中生活的羌人部落。他们在舜帝时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于是被封于吕地和申地。后世子孙遂从其封姓，姓吕或者姓申，因此姜尚又叫吕尚。《史记》记载姜子牙穷困年老，于是在渭水垂钓以待周文王。周文王出去打猎，占卜能得到“霸王之辅”，两老头相见大悦，文王说：“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肯定会有一位圣人来到西周，帮助西周龙兴。这个人难道就是你吗。吾太公望子久矣”。于是让人称呼姜尚为“太公望”，与他一起坐车回去，还立他为武王师。

这个故事疑点在于，姜尚素无名德，就是长了一张好嘴，会说，周文王作为当时不世出的大政治家（黄仁宇语），会单凭一个钓鱼穷叟几句话就把他作为圣人看待，而且将国政大权放心交给他吗？后世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在寄人篱下的情况下也只是对自称“卧龙”的诸葛亮考察性使用。而今西周要实现克商大业，难道会如此草率吗。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真相在。

太史公也觉得这么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于是又写了两种可能作为补充。补充了之后就有点靠谱了。前一种可能是，姜尚是个博学多闻的苏秦张仪类的纵横家人物，全天下游说诸侯，然而上到殷纣王下到各国诸侯都对他没兴趣，最后没办法投靠了西伯侯姬昌，把姬昌忽悠了，姬昌将他当做圣人。后一种可能是，他是个诸葛亮式的隐士，周文王姬昌被纣王囚禁，其臣属全天下找高人想把他捞出来。闻姜尚名前去求指点，姜尚说，我听说西伯侯这人很好，弄个养老院管饭不要钱，于是乎前往。三个人商量出的办法就是花钱往出捞。捞出来之后众人向姬昌表功，说姜尚这个人厉害，想出花钱捞人这一招，于是姬昌就邀请他作“文武师”，也就是文武大臣的老师。

看到这里，我想太史公也会觉得这么写太不好了，但这正是太史公严谨的地方，他觉得一个历史人物搞不明白，也不瞎编，而是将自己所知都写出来，供后人参考。因此傅斯年先生提出一种大胆的假设：“齐太公的故事，《史记》先举三说而不能断。我疑心齐本为东方大国，与殷为敌，齐于周诸侯中受履略大，名号最隆——尚父文王师一切传说，必有缘故。且《史记》记太公世家，太公后好几世，直到西周中晚，还是用殷法为名，不同周俗，可见齐本另一回事，与周之关系稀疏。齐周夹攻殷，殷乃不支，及殷被堪定，周莫奈其何，但能忙于加大名，而周公自命其子卜邻焉”。（《春秋策》）

要解释傅先生这段话，还得知道姜尚另一个身份。《战国策秦策》记载：“太公望，齐之逐夫”。逐夫也叫出夫，意为被赶出家门的上门女婿。《封神演义》根据这个史实给姜尚娶了个六十岁的黄花大姑娘，编排了好多故事，最后老婆看他没出息，跟他离了婚。齐人出夫事件姜尚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女招赘上门女婿和至死不嫁但是儿孙满堂之事屡见不鲜。对此吕思勉先生写道：“农业本女子所发明，初发明时，系女耕耘而男田牧。斯时田亩、屋庐皆为女子所有，男子皆就婚女子之家。南方农业演进较晚，女系族制，行之较久，故其婚姻之法，也与北方不同也”。（《先秦史》）

由此可见，姜尚的身份为东夷齐国的女婿，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他被扫地出门，先去殷商打工，不被纣王重用，后来开始了大半生的游说生涯，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在古稀之年遇到一心克商的文王，二人一拍即合，终成大业。那么问题来了，二人为何能够一拍即合，而且文王对他一见倾心。他究竟带给了文王什么，让文王对他大喜过望。答案几乎跃然而出：他给文王带来的，是齐国女主交给他的克商任务。

《后汉书东夷传》载：“夏桀时暴虐无道，东夷西夷们逐渐向内侵入中原地区，殷汤革命后，将他们讨伐平定。从此以后，这些夷族们有的降服归顺，有的依旧叛乱。三百多年后的武乙时，殷商衰弱，东夷各族于是将殷商东南地区瓜分，逐步侵占居住到中原之内”。董彦堂先生根据甲骨文辞的资料，指出“东夷齐羌与殷商王国频有战争，羌人有作为祭祀牺牲的，也有作为奴仆的”。（许倬云《求古编》）。

在这种相互拉锯中，暂时臣服的齐羌女主也下了很大一盘棋，她一方面派人前往殷商改善关系，另一方面派人前往西岐联周抗商。事实证明这一招很高，二派的工作成绩都非常理想。而西岐为何会相信姜尚呢，因为共同的敌人就是朋友。何况西周与羌人另一支西羌的关系密切。西羌为西岳之后。周人东迁于岐山后，为了争取土著羌人的支持，遂与当地羌人打成了一片，双方互相联姻。太王配偶即为姜女。刘启益由金文中寻找周王的配偶姓氏发现，周人从文王开始，西周十二代王，几乎每一代即有一位姜姓的王后。这个模式不是偶然的，只有在对偶集团的关系可以解释（许倬云《西周史》）。因此傅斯年说“齐与周有半本家之嫌，又有亲戚，故连周而共敝殷”。

我们从《封神演义》的另一个人物申公豹也可反证这种合作的必然性，后来的东夷反叛也互证这一点。虽然《封神演义》只是神话传说，但是并非无源之水。

《封神演义》中姜子牙有一死对头，名叫申公豹。二人还是师兄弟，同出元始天尊门下。如果从二人皆为羌人之后，互相争斗是为了争夺部族中的话语权，那么就很好理解了。而且姜子牙还是部族中的后起之秀，严重威胁到已经成为“公”的申豹之利益，因此申公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元始天尊为了让姜子牙免遭申公豹毒手，就将其放下山去，自己找一条活路，姜子牙遂干上了扶周灭商的大业。而申公豹却要保商灭周。历史中记载的姜子牙为“齐之出夫”事件，就是被元始天尊赶下昆仑山的隐喻。概齐人女权地位极高，或曰还处于女权社会向男权社会的过渡阶段，女性族长在组织里拥有最高话语权。

“元始”二字，意为最初，开源。而女性为人类的发端，是“天地之根”（老子语），二者也甚为相合。齐羌女主眼看到姜申二人斗争日趋激烈，遂给予二人一定的权柄，让其出去自由发展。申公豹于是来到殷商，迅速与殷商上层保守贵族势力如比干箕子等合流，很快打开局面。而姜子牙也远赴西岐，垂钓于渭水之滨，以待时机。不久周文王姬昌被纣王放回，却发现权力早被武王架空，只好另谋出路。两位失意老叟一拍即合，达成合作协议。姜尚遂秘密潜回齐姜之地汇报女主，女主遂给他一定人马让他带到西岐训练。

与此同时以留守兵力起兵反商，纣王遂派大军东出平叛，将俘虏带到朝歌，准备全部处死，但却遭到微子、申公豹、箕子、比干等人的强烈反对，只好将这些人劳动改造。决战期间，在微子，申公豹等人的劝谏下，纣王将这些人派上战场，不想这些人在战争紧要关头在微子和申公豹的鼓动下临阵倒戈，于是商军大乱，纣王身死国灭。西周建国后，分封姜子牙于齐国，称为太公，太公犹言“始祖”也（傅斯年语），也就是开国领袖。而封申公豹于许国。

毛主席说“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是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也把纣王的失败归结到讨伐东夷之上。

武王孟津大会诸侯，诸侯都说商纣可伐，但是武王没有收到微子的情报，不敢轻举妄动，就把这次会师当成演习，真戏假做，班师回朝等待时机，让驻扎在黎地的驻军不断骚扰商境，纣王遂率军在商境也搞了一次演习，名曰打猎。并且派人于周之玉门大庭广众之下对周武王进行了责骂和羞辱，想激其出来决一死战，武王也如楚汉战争中的刘邦一样，大丈夫斗智不斗力，忍了。但是东夷之齐却误判形势，以为殷商此举为大规模伐周，也想趁此浑水摸鱼，得渔人之利，遂举起了反叛大旗。不想殷周根本没有打起来，纣王士气正旺，遂举兵东向，一举击破东夷，俘获俘虏回朝。

第二年，微子与俘虏们达成秘密协议，派遣太师和少师二人将里应外合的计划报告给西周，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派了两个人请兵”。武王见时机已到，决定起兵，没想到占卜不利，群臣皆有退却之心，此时东夷代表姜尚强劝武王，要求遵守齐周之间的协约，武王不得已，遂行。他对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必胜的把握，包括姜尚。但是姜尚为了本族利益，抱着必死的决心，亲自冲锋在第一线，没想到战争异常顺利，殷商主力部队被击溃，俘虏部队临阵倒戈，纣王“国君死社稷”。

纣王战死，各方人士都始料不及。周人于是将殷商的珠宝珍玩大肆掳掠，退守故土，让纣王儿子武庚禄父继任商王。因姜尚功大，遂封他为齐候，封周公于鲁牵制之。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管蔡和武庚作乱，东夷各部趁乱而起，周公遂照会齐太公，给了他征伐之权。齐国从此实际上独立于周人之外，成为临海大国。

周武王54岁时去世，长子还在襁褓之中！周武王何时娶妻生子？

牧野之战三年后周武王去世，留下了五个儿子，长子是姬诵（周成王），三子是叔虞（唐叔虞），其中当时姬诵还是婴幼儿，《史记》记载是“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所以才有周公旦代天子摄政。这段历史看似没有问题，但如果结合周武王年龄来看，却充满了诡异之处。

周武王去世时，大约已经50多岁，长子姬诵当时还在襁褓之中，那么岂不是说周武王50岁左右时才有第一个儿子？

姬诵与叔虞母亲都是邑姜，周武王的正妃，根据姬诵的年龄反推，周武王娶邑姜时的年纪应在40岁之后。以周武王的身份地位，在他娶邑姜之前，应当已有正妻与诸多侍妾，乃至已有子女，但为何姬诵才是长子、邑姜才是唯一正妻？

其实，上述诡异现象的背后，可能极为血腥残酷，让人细思极恐，只不过被史书隐藏了起来。

周武王上述疑问的背后，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他的享年，因为如果他享年只有20多岁的话，上述疑问就不是问题。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周武王至少享年50多岁。

演义小说中喜欢神化文武二王的年龄，将两人都视为百岁老人，其文献来源于《礼记》，其中记载“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但周武王伐纣3年后去世，即90岁时带领一群老头，打败了年富力强的纣王，怎么看都不可能，所以这种说法可以一笑了之。

相比之下，《竹书纪年》记载的“武王（享）年五十四”则比较可信。根据史书记载，季历（文王之父）被杀两年后，周文王出兵攻打殷商，此后13岁生伯邑考，15岁生周武王，以及“西伯盖即位五十年”等来看，周文王享年大约60多岁，因此周武王享年54岁比较合理。

由于当时13岁就可以结婚，因此周武王享年54岁，临死时他的长子理论上年龄有41岁。然而史书记载得非常明确，周武王最大的儿子是姬诵，最大的女儿是大姬。

根据史书记载，周武王一共有五子，长子是姬诵、次子是邘叔、三子是唐叔虞、四子是应侯、五子是韩侯，还有一个叫大姬的年龄未知的女儿，其中除了姬诵与唐叔虞母亲是邑姜之外，其他子女母亲是谁没有记载。其中，在武王伐纣后，周武王找到了帝舜的后代陈胡公，然后将大姬嫁给了他，因而按照当时婚龄推算，大姬年龄不会超过13岁。

因此，周武王的儿子，基本都是50岁之后出生的，典型的老来得子，而且要么不来，一来就是五个。

无论从当时结婚年龄，还是从正常逻辑来看，周武王在50岁之前，都不大可能只有“大姬”一个女儿，而在50岁后突然生下五个。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周文王去世时，周武王为41岁。如果当时周武王没有儿子的话，预示周武王将来也未必能生下儿子，那么周文王为何传位给他，如此岂不是给周国将来传承埋下隐患？

可见，在姬诵之前，周武王理应还有其他子女。于是，这不得不让人疑惑：为何史书却记载周武王长子是姬诵？事实上，当这件事与姜子牙联系起来之后，就存在了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可能。

姬诵与唐叔虞的母亲是邑姜，那么邑姜到底是谁呢？《左传》记载得非常明确，邑姜是姜子牙的女儿：“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姜子牙长子）、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姬诵之子）。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魏晋皇甫谧、杜预等都认为邑姜是姜子牙的女儿。

纣王释放周文王之后，姜子牙才投靠周国，具体时间大约为周文王在位第43年之后。由于周文王在位50年，周武王在位13年，因此姜子牙投奔周国时周武王大约34岁。所以，周武王娶邑姜时，肯定是34岁之后，之前他至少已有正妻。

显然，邑姜背后站着的是姜子牙，周武王为了拉拢姜子牙而娶邑姜，本质上是与姜子牙联姻，双方进行更深入的利益捆绑。联姻的原因，就在于姜子牙的身份与作用，详情见下：

首先，姜子牙投靠周文王后，“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是周文王手下头号功臣；周武王继位后，“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还尊姜子牙为“尚父”，因此这时姜子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是伐纣大业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先生。随着姜子牙地位越发重要，为了让双方更加信任，于是周武王娶了邑姜，这属于古今常见的政治联姻。

其次，姜子牙投奔周文王后没过两年，周文王就越过商朝藩属吕国而攻打位于山西长治的黎国（耆国），详情见下图，而姜子牙是吕国王族后代，因而姜子牙应该是能左右吕国政局的大人物，史书对他身份记载可能有误。鉴于此，姜子牙有着强大的背景，周人要伐纣的话，就非常需要拉拢姜子牙。

由于姜子牙非常重要，为了将他彻底捆绑在周人的战车上，于是周武王采取高规格联姻的办法，立邑姜为正妃，立姬诵为继承人，让姜子牙与周人命运相连。

按照常理推测，在邑姜、姬诵之前，周武王已有妻儿子女，那么周武王、姜子牙如何处理他们，以确保邑姜为正妃、姬诵为继承人的安排呢？无疑，这一问题细思极恐，或许他们不愿接受这样安排而发动政变被杀，或许被周武王、姜子牙直接杀了等等。

至于其他妃子生的三个儿子，或许应该是姬诵出生之后，无人威胁到姬诵的地位时，邑姜、姜子牙自然也就无所谓了。

其实，以史书对周武王、姜子牙的记载来看，他们极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武王伐纣中，《逸周书》的记载是“流血漂杵”，周武王俘虏了30多万殷人，将朝歌收刮一空，还派兵四处攻打周围商人势力，杀伤无数，与儒家笔下的“仁义”形象截然相反。西汉《说苑》中记载武王克殷时，周武王向姜子牙询问如何处理朝歌殷人，姜子牙回答说全部杀掉、不留一个活口。由此不难看到，周武王、姜子牙都不是什么善人，而是心比铁硬心狠手辣之人。

总之，周武王50岁之前无子，50岁之后连生五子，这一诡异现象，或许真是极端的生育问题，或许背后隐藏着血腥的屠杀，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到底怎样如今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但从周朝上下层出不穷的父子相残历史来看，极为典型的是周幽王为了传位姬伯服而要杀姬宜臼（周平王），因而周武王杀死妻儿为邑姜让路、以进一步拉拢姜子牙的可能性极大。

参考资料：《史记》等

纣王为何杀比干，让周文王食子？原来都与“圣人”二字有关

数千年来，中国文人有一个风骨，就是敢于“谏”，方式可以婉转迂回、也可以直截了当、乃至可以骂谏，目的都是为了劝说君王。所谓忠言逆耳，因此“谏”的时候就存在生命危险，历史上因“谏”而死之人数不胜数，但其中最早的、最为惨烈的莫过于比干。

据《殷本纪》记载，纣王荒淫无度暴虐天下，微子、箕子、祖伊等先后劝谏，但纣王不听劝告，比干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于是冒死直谏，这激起了纣王的怒火，他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就将比干杀了，观看其心脏。因此一般认为比干是“因谏而死”，死得伟大死得壮烈，由于这一事件，比干得到敢于直谏与千古忠臣的美名，青史流传，成为后世的楷模。

然而，史书还有当时臣子直谏纣王的记载，语言之激烈犹如海瑞直谏嘉靖说“嘉靖嘉靖，家家（穷得）干净”。大臣祖伊说“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纣王你的罪过太多，又高高在上，还能指望上天保佑你吗？还有“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百姓没有不希望你灭亡的，都在呼喊“老天怎么不显灵呀”，如今老天惩罚没有降下来，你准备怎么办？像祖伊这样谴责加诅咒的直谏力度，基本上古今罕见，乃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干直谏的力度不太可能超过祖伊的。既然如此，为何纣王不杀更“嚣张”的祖伊却残忍地杀了比干？难道比干言辞真的是比祖伊还要激烈？

商朝晚年，虽说纣王在军事上还取得了不少胜利，尤其在攻打东方夷人部族时俘获无数，但由于天灾不断与纣王谎言无道，导致民生凋敝，百姓水深火热，诸侯离心离德，与之对应的是周人部落实力越来越强，对商王朝造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微子（纣王哥哥）劝说纣王改过自新，在遭到拒绝后，曾去找箕子与比干商量，探讨何去何从。箕子认为不如逃离，他还劝说微子也离开朝歌，后来箕子离开，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箕子政权。但当时比干一言不发，从他劝谏纣王的行为来看，他是主张留下了。尤为微妙的是，比干包容了箕子的“逃兵”行为，并未加以谴责，因此可见比干为人宽容、有涵养，而非一个脾气暴躁、语言偏激之人，否则必然要与箕子争论。由此不难得到一个推论，比干向纣王“谏”时，言辞不会过于激烈，力度更不可能超过祖伊。

既然如此，为何纣王能容忍大臣祖伊，却不能容忍叔叔比干呢？其实，纣王说的“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这一句话已经揭开了真相。

一般来说，领导有四种：庸才却能容人，庸才不能容人，干才却能容人，干才不能容人。其中，庸才与干才是相对于大臣的，有时大臣越能干就越显君王平庸，有时大臣越平庸就越显君王能干。

以《殷本纪》记载来看，纣王属于“干才但不能容人”的类型，自以为是犹如后世的项羽，司马迁介绍纣王时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前一句说的是纣王文武双全，后一段话却是说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人都比不上他，纣王狂妄自大可见一斑，自然也就很难容忍臣子比他智慧、名声比他高了，因此纣王是一位嫉贤妒能的君主。

纣王对比干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因此，比干在当时应该有“圣人”之称，在河南卫辉流传了很多比干爱国为民的传说，也可以佐证比干在当时应该具有非常高、非常好的名声。毫无疑问，比干名声越高，纣王越不高兴，当比干有“圣人”之称时，估计纣王已经怒火中烧了，连他都没有“圣人”之称，而臣子却有“圣人”之称，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于纣王的心理，比干肯定比较了解，所以一直不愿做出头，不给纣王抓住杀他的机会，但随着局势变化，国势危如累卵，大臣或逃或叛，商朝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时，比干抛弃个人生死向纣王直谏，或许是正好是一次除掉比干的机会，或许又兼有国将不国下的恼羞成怒，于是纣王就将比干给杀了，满足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的虚荣心。

纣王对“圣人”之称的嫉妒，是他杀比干的关键原因，而不是无聊地想看一看七窍玲珑心，不杀直谏力度更大的祖伊，是因为祖伊没什么太高的名望，之所以这么判断，还有一条历史可以给予佐证。

当时，商朝以西伯昌（姬昌，后来的周文王）、九侯、鄂侯为三公，纣王杀了九侯、鄂侯后，“西伯昌闻之，窃叹”，姬昌暗地里发了几句牢骚，这肯定不是什么罪过，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崇侯虎知道后告诉了纣王，然后纣王就将姬昌囚禁在了“羑（yǒu）里”。如果以正常逻辑来看，纣王明显过于敏感了，但如果以《史记正义》引用的东汉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的记载来看，那么就符合纣王的性格逻辑了。

纣王囚禁姬昌前，长子伯邑考已在商都做人质，职务是为商纣王驾车。纣王囚禁姬昌后，就将伯邑考烹杀，做成肉羹送给姬昌时说“圣人当不食其子羹”，即真正的圣人不会吃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但姬昌却忍痛吃下了，于是纣王说“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然后就释放了姬昌。这一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殷本纪》中纣王“见礼眼开”地放了姬昌，与之前对他的“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等评价不太符合纣王性格逻辑，相反《帝王世纪》中的记载无疑更符合纣王性格。

也就是说，当时姬昌有“圣人”之称，这让纣王非常不爽，于是找了一个理由将他囚禁，然后用姬昌吃不吃伯邑考的肉羹来衡量他是不是圣人，结果是姬昌吃了，纣王由此认为姬昌不是圣人，而周国又是一个实力较强的诸侯，不能轻易挑起战争，于是就将姬昌放了。当然，糖衣炮弹与姬昌吃下儿子肉羹可能都发生过，但纣王释放姬昌的关键原因应该是后者，糖衣炮弹只起到润滑剂作用。

总之，纣王杀比干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比干犯颜直谏，也不是他充满恶意地想看一看“圣人的七窍玲珑心”，而是比干“名高震主”，与比干一样的是姬昌，不过姬昌通过食子来自污名声，由此逃过了一劫。

不过，尽管比干因圣人之名而死，但他的死也成就了他的圣人之名，刻下了敢于直谏的忠臣形象，至今美名流传。至于姬昌，如果不是周国灭了商朝，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估计“食子”一事会让他在历史上留下极其丑陋的形象。

参考资料：《史记》、《帝王世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