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私家修史举例
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师”倡导的“经世致用”风气推动下，清初史学出现了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1]因而史家备出、史学著述不断涌现。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约100年间，私修史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明史纂修，二是舆地著述，三是古史编写，四是史表补修。四者之中，以明史纂修最为突出，最能体现其间的史学特点与成就。
一、明史纂修
自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主中原，至康熙十八年（1679）征集50名“博学鸿儒”入选翰林院编修《明史》的35年间，官修明史没有丝毫进展，却出现了一个私修明史的浪潮。孙逢奇《甲申大难录》、傅维鳞《明书》、吴伟业《绥寇纪略》、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庄廷钅龙《明史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查继佐《罪惟录》等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私修明史著述。康熙四年，清廷重开史馆，征集史料，于是又有一些私修明史推出，除上述《明季南北略》外，黄宗羲《明儒学案》、王夫之《永历实录》等都在此间完成。这股私修明史的浪潮，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遗民心态有直接关系，其中自然亦多包含“以史经世”的意思。
自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至康熙末年，私修让位于官修。明末遗旧中部分著名史家，如万斯同、潘耒等，以私人身份进入官修明史行列。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后，不再有人私修明史了。
1．明遗民著述
清初私修明史，明末遗民是一支基本撰著队伍。他们“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2]”以下，就《国榷》、《石匮书》、《罪惟录》等三部有代表性的明史著述加以介绍。
1）谈迁《国榷》
谈迁（1593－1657），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海宁枣林（今属浙江）人。据天启丙寅三月自序，知《国榷》始纂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六年（1626）初稿已成。其自序云：“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
顺治二年（1645），《国榷》续成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至此，已是“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不幸的是，顺治四年（1647）八月，书稿被盗。在心力殚竭的情况下，谈迁决心再纂，顺治八年完成第二稿。十年，携稿至京，访问明朝降官、皇亲、太监以及公侯门客，搜集口述遗闻。同时，参阅著名藏书家曾溶、吴伟业、霍达等藏书以及事涉明史的未刊手稿，一再修改、订正。谈迁卒后，书稿流落。至近代方有稍为完整的抄本，20世纪50年代经张宗祥整理为今本《国榷》，由古籍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国榷》全书108卷，按年、月、日纪事，起元文宗天历元年戊辰九月，迄弘光元年乙酉五月。从“义例”可见其取材原则、编纂方法。首先，“义例”明确书名的解释：“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即对众多的史料要“榷而取之”，写出一代明史。
取材基本原则是“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采取“人与书当参观”的基本方法：“其人而贤，书可多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文献不足征，则阙疑传信。”对于称谓，主张“特如本称，庶明履历”，明确表示“不以成败责一时敌国”，如对元末汉陈友谅、吴张士诚、夏明玉珍等人的称谓可证这样的原则，既使其书成为《明实录》的提纲或索引，又对《明实录》作有多处考订，因而在与其他史籍参互考订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价值。全书的编纂，“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毋靡，宁塞毋猥，宁裁毋赘。”叙事中间有议论，或引他人曰，或作“谈迁曰”，或先引他人之说后再作“谈迁曰”。
《国榷》一书的突出特点在于比《明太祖实录》、《明史》某些纪事更具真实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太祖实录》三次改修，于功臣之死，往往书卒不书因；建文朝事以洪武纪年，有碍成祖者悉加裁革，《国榷》则对太祖杀戮功臣、忌讳莫深的建文朝史事等，都如实记录，恢复建文年号。对武宗的荒淫、神宗的贪婪等，亦多有揭露。尤其是清代先世建州女真部，崛起于明永乐年间，设立建州三卫，“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3]。而清修《明史》讳言清代先祖出于明朝统辖，对建州史迹讳莫如深，《国榷》不仅记建州诸卫兴起、奴儿干都司建立，而且详纪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各卫首领的承袭更代，史料颇具价值，填补了《明史》纪事中这一段的空白。
《国榷》脱稿后未作仔细复核，前后内容失于照应，同一事前后叙述不一，甚而张冠李戴、画蛇添足，且记灾异祥瑞过繁等，是其明显缺点。但其宏富的内容，所体现的坚实功力，为古今所称誉。黄宗羲称其“按实编年，不炫文彩”，“详赡博辨，足资考证”[4]。白寿彝先生称《国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编年体断代史中的巨著”。
2）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
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陶庵，号石公、蝶庵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亡，避乱剡溪山中，著有多种史书。其中《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是其寄寓故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明史著述。
张岱对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5]的状况非常痛心，决心还历史本来面目。因以遍发《征修明史檄》，希望同道“共期倒箧，各出搜遗”[6]。时在崇祯元年（1628），亦其纂修之始。崇祯十七年，国破家亡，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7]，顺治十一年（1654）书成，名曰《石匮书》。清初邵廷采比作宋朝灭亡之后郑所南撰《铁函心史》：“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兴废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8]
《石匮书》220卷，上起洪武，下迄天启末年，分为本记、志（有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盐法、漕运、艺文诸目。）、世家、列传（有循吏、独行、行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宦、宦者、胜国遗臣、盗贼、兀良哈、朵颜三卫、朝贡各国。），属纪传体明史。该书著述严谨，《自序》称“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而且“不顾世情，复无忌讳”，在东林党普遍受到士流拥戴的情形下，指出朋党之害，认为以“道学”、“声气”相标榜的东林党负有“败国亡家”之责，招致“恨不拥戴东林，恐不合时宜”[9]之非议。
志和类传前后大多有总论和附论，末以“石匮书曰”为评论。《科目志》总论云：“诸体之难，无过制义。盖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销磨豪杰之志气者也。……人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肝肠不得不腐。……自洪武以来，行之二百八十二年，高皇帝以之大误举子，而举子效而尤之，用以大误国家。……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
严谨的撰史态度和阙疑求真的精神，使其为时人称赞，云“当今史家，无逾陶庵”[10]。邵廷采将其与谈迁《国榷》并称：“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11]温瑞临《南疆逸史》亦称“两家体裁较他稗史独完具，而岱、迁于君臣朋友之间，天性笃至，其著书也征实覆核，不矜奇门，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
张岱初修《石匮书》，因崇祯朝无实录和起居注，材料不全，所以止天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弟向修明书，止至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论定。”[12]康熙初年，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邀其参修《明史纪事本末》，得以利用谷氏所藏崇祯朝实录、邸钞等文献，续成《石匮书后集》63卷。
《石匮书后集》63卷，分本纪、世家、列传、。体例如《石匮书》，每卷卷末均有“石匮书曰”。
该书不只记载崇祯一朝事迹，“甲申之难”后南明弘光福王、隆武唐王、监国鲁王、以及永历桂王，均入卷5世家。书中这样表示：“《石匮书》曰：甲申变后，臣子为明立福、立鲁、立唐、立桂，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在，则人心一日不死。”[13]其他卷中凡均涉南明之事，都极力表彰明季忠义。
3）查继佐《罪惟录》
查继佐（1601—1676），字俨璜，号与斋，又号左尹，自号东山钧史。浙江海宁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明亡后，避地浙东，参与鲁王抗清斗争。鲁王政权覆亡后，隐居海宁硖石东山万石窝，从事著述。晚年于杭州铁冶岭建敬修堂讲学，从学者众，人称敬修先生。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敬修堂钓业》等著述。
《罪惟录》自序称“始于甲申”（顺治元年，1644），似避庄廷钅龙史案，实当始于顺治十二年“讲学敬修堂”之日。[14]康熙十四年全书最后告成。几经流转，只有吴兴嘉业堂收藏手稿本流传。1931年张宗祥据此补正，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入《四部丛刊三编》，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刊行校点本。
《罪惟录》原称《明书》，取“获罪惟录书”之意，遂有此名。为纪传体明史，每卷卷前有总论，卷后有“论曰”。原无目录，分卷各异。《四部丛刊三编》本，分本纪、志、列传，合子目共10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校点本。分本纪、志、列传，合子卷共100卷。
《罪惟录》取材广泛，参阅了明代实录、南京太常寺志、大臣奏疏、官方邸报等史料，还广搜各类“野乘”，如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祯《皇明史概》等明人私修著述。许多史料来源于作者的采访和实地考察，如明清之际战乱，查继佐便设法访得吴兴吴大雍所藏崇祯邸报。顺治年间，他又前往北京考证甲申史实。为详细了解南方抗清经过，他还南下闽广，会晤张壕、尹佑民，以佐证张家玉南海抗清之事。而其中所载明末农民起义均田免赋政策[15]，郝永忠、刘体纯“郧阳十三营”，拥立韩王，建号定武的抗清17年的事迹，均为研究明末历史的重要资料。
体例编排上，志分31类，为天文、历、五行、冠服、艺文、地理、礼、乐、土田、贡赋、屯田、九边、河渠、漕、班爵、陵、经筵、科举、直阁、兵、刑法、典牧、茶法、锦衣、宗藩、学校、职官、将作、盐法、钱法、数。其突出特点是“意欲合表、志”。查继佐解释说:“自大司马纪传而外，始以志并列于书与表，顾志与书、表无分义，似难专名。后世史家往往恶循是例，遂无为追原其故者。”他认为，以往史书列表为“考定岁月”，后世史家不知“追原其故”，只是“恶循是例”，不过“因其体工”而列于编写体例中。在考察了历代史家作表得失后，决定将“书与表，则全合之于志”[16]。如《直阁志》与《明史·七卿年表》有许多相似处，易于翻检查阅，还详录了明代典制沿革、发展变化的经过。
列传的最大特色是以类相从，以事立传。除祖祢、皇后、皇太子、诸王等传外，元、明之际龙凤政权、割据群雄、故旧遗臣、从龙功臣等，分属“翼运王国列传”、“衡运诸国列传”、“逸运外臣列传”、“启运诸臣列传”。另有抗运、理学、经济、致命、谏议、讽谕、清介、乘时、循谨、文史、武略、荒节、播匿、隐逸、侠烈、独行、庸误、方外、艺术、闺懿、宦寺、奸壬、叛逆、诸臣逸传、外藩、蛮苗、胜国、外国，共36类。许多门类，如“荒节”、“乘时”、“庸误”等为其首创。“闺懿列传”下又细分宗室、女贞、妇烈、妇孝、妇白冤、妇死寇烈、文词、男装、女不入教坊、妾义、教坊、色目等子目。载述之细，可称无匹。
值得注意的是，《罪惟录》卷32有“外志”一类，包括“列朝帝纪逸”、“嫔妃逸”（附外戚）、“诸王传逸”、“大事逸”、“列朝属彝封爵”、“诸臣传逸”、“列朝诸臣诗歌逸”、“议论逸”、“谣讽存”、“梦兆”、“因果”、“妖历”12篇。其《外志总论》云：“外云者，非外也，以辅内也，以参内也，以实内也，以证内也。”从这些篇章和作者的意图分析，所谓“外”者，即是“内”的补充和参证。作者认为，以下数条应当收入“外志”：“内有存体之格，如事屑而不登，笔劳而或缺，辅之乃始称备；内有该收之情，如此是而彼非，前得而后失，参之乃始见的；内有举端之法，如特书而未详其委，据事而未察其微，在附见而事当为之始末。在小节而议确有网维，实之乃始称成书；内有矜嘉之隐，如全瑜而姑漏其瑕，节可而溢加之誉，失交而犹有可原之情，偶误而卒有难逭之罪，证之乃始云定案。至于传闻侧见，即未必果真，是在尚论者虚心衡之，以成一是。”
《罪惟录》史论以“总论”和“论曰”题引，“总论”冠于各《志》和一些类传卷前，概述其基本内容。“论曰”则收于每卷后。如《宦寺列传》“总论”叙述有明一代宦官地位演变及各朝宦官政策得失。具体个人，又有分论。“总论”与“论曰”相互呼应，展现史事的共性和个性。对人物的评价，书中提出“持理而参以时势、予夺、疑信之故，乃可以论人矣”[17]的标准。
缪荃孙评其书曰：“列传分门别类，蹈马令《南唐书》之失，又喜说乩梦，谈征应，惟恐不奇，觉有做诡之气，阳非史氏之正宗也。”[18]
2．南明史编纂
1）计六奇《明季北略》与《明季南略》
计六奇（1622一?），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居士，江苏无锡人。幼年家贫，19岁随岳父杭济之就读于洛社，21岁在母舅胡时忠家读书，为邑诸生。明亡后，授馆为生。顺治六年、十一年先后于江阴和镇江应乡试未第。国变的惨痛经历、清军的掠夺与屠杀、两次考场的失意、抗清斗争的此起彼伏，令之百感交集，遂决意于著述。传世著述有《粤滇纪闻》10卷，《南京纪略》、《金坛狱案》、《辛丑纪闻》各1卷，而以《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为其毕生心血的代表作。
《明季北略》24卷，序称“上自神宗乙未，下迨思宗甲申，凡五十年，分二十四卷，题曰《北略》”，记述晚明30年间史事，“国家之兴废、贤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征饷之绌盈，概可见矣。”
《明季南略》16卷，序称“予编《南略》一书，始于甲申五月，止于康熙乙巳凡二十余年事，分十六卷。虽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
书虽分为两部，撰写却是同时进行的。自称“康熙午未申酉之际，作南、北略两书，具草五百余篇” [19]。所谓“康熙午未申酉之际”，即康熙五、六、七、八年（1666—1669），两书序均写于康熙十年季冬。康熙年间即有活字刻本，为海盐朱氏所藏。嘉庆、道光年间，又有北京琉璃厂半松居士木活字本。光绪十三年（1887），有上海图书集成印刷局刊行的石印巾箱本。民国年间，有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北略》多建州之始、东夷大略、辽彝新志等25篇，即所谓“上自神宗乙未”者，为避满洲之讳而删略。《南略》16卷，与刻本不同者尤繁，故有作18卷者。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两书资料来源广泛，标明出处的史籍就有《野乘》、《野记》、《遗闻》、《国难录》、《史略》、《甲乙史》、《幸存录》、《无锡记》、《无锡实录》、《江阴野史》、《闽事纪略》、《安龙纪事》、《粤事记》等不下70余种。此外，有包括邸报、邸抄、讨逆单等资料及其表弟胡鸿仪提供的家藏资料。除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外，作者还实地调查，察看重大事件的遗迹，了解事实真相。作者亲身经历和采访痕迹随处可见，如“苏人口述”、“难民口述”、“有自京中来者云”等。
两书编纂特点：编年为纲，杂以纪事本末、传记形式。各卷以年代标注，按年分事记述，但“编年不编月”[20]。如《北略》卷1题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之所以始自万历二十三年，作者于《北略总说》中云：“而独始于二十三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21]其下列“建州之始”、“清朝建元”、“萧子玉伪称都督”、“杨嗣昌奏岁饥”、“红丸一案”等18个专题，其余各卷相同。最末卷为“五朝大事总论”，下分“国运盛衰”、“门户大略”、“门户杂志”、“东夷大略”、“东夷杂志”、“流寇大略”、“北略总说”7目，多是作者观点的阐发。这些事目中，多以事件为题，也有传记、章奏、诗文。卷20对甲申事变极为关注，按日条记事实，如以“二十六乙卯”、“二十四癸丑”、“三十己未”、“二十八丁巳”、“初五日癸巳”、“初六日甲午”等标目。每卷几乎都有“志异”一目（卷1称“纪异”），记星象变化和天灾异象，谓“自古有国家者，一代之兴，必有绝异之休祥者著于始；一代之亡，必有非常之灾异兆于前”[22]。
《南略》与《北略》同，在纪年上，采取年号并存的方式，如卷3“弘光元年乙酉，即清朝顺治二年，正月起至四月止”。末卷（第16卷）“甲午己亥等年野志”，自“张明正题诗金山”至“洪承畴传”，分26题。李慈铭称这种编纂方式“依年叙次，标目纷杂，全无体例”[23]，梁启超则肯定说：“计用宾（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纪事本末体，组织颇善”[24]。这种将编年与纪事融合的方式，可以视为作者在史书编纂体例上的一种尝试。
《南略自序》称专意记录“胜朝轶事，亡国遗闻”[25]，内容多涉及晚明民变、民族关系，反映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对研究明朝末年农民战争和明清之际民族斗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记述入清史事，《北略》82篇，《南略》209篇。清军渡江南下，几乎按日排比。
李慈铭举《北略》最舛误处，如袁崇焕之通敌、毛文龙之冤死、李明睿之主南迁，李国桢之殉节、懿安皇后之不肯就死、李自成有《咏蟹》七律等，但认为其书“大致详核，可取者多”；《南略》所记多为亲历，“以闻见较亲，故大端无误”。[26]谢国桢则指出：“记明季农民起义史事，自成入京而后，按日记载，较他书为详。著者生于明末，距甲申之际，为时不远，或凭传闻，或出于目睹，虽间有歪曲事实之处，然较后人追记之书，去实际弥远者，犹可略存其真。”[27]
2）温睿临《南疆逸史》
温睿临，字邻翼，又字令贻，号哂园，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康熙四十四年举人，与万斯同相交甚密。万斯同与修《明史》，温瑞临亦多所参论。《明史》以福王、唐王、桂王、鲁王附入怀宗，“纪载寥寥，遗缺者多”，万斯同因以鼓励其趁史局大开，“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专取三朝，成一外史”[28]，即撰一部南明史。温睿临遂裒聚野史《绥寇纪略》等40余种，排比纂次，参考万斯同明末诸传及徐秉义《明末忠烈记实》等“野史数十种”，在京师“荟蕞诸书”成《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名称由来，书序作有明确解释：“南疆逸史者何？纪弘光、隆武、永历三朝遗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谓之南疆？皆南土也，势不及乎北也。”
由于辗转传抄，流传下来的《南疆逸史》有多个版本，主要有20卷本、44卷本、30卷本和抄本56卷本。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南疆逸史》56卷本，包括《纪略》4卷，《列传》52卷，为较好的一个本子。
《南疆逸史》是一部纪传体南明史，《纪略》4卷，分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鲁王事迹。称“纪略”而不称“本纪”，《凡例》这样解释：“首卷先纪略，不称本纪者，避本朝也。其言略者，事固不得而详也。”《列传》52卷，撰写约200人事迹。其下为类传，分作守土、死事、隐遁、逸士、义士、宗藩、武臣、杂传、逆臣、奸佞10类。全书以南明年号纪年，“为记南明三朝史事最完备之书，体例亦颇详瞻。虽亦有见闻失实之处，然其记载质实，如何腾蛟传、郝永忠、刘体纯藤溪之役，战胜清军等事，自较在清乾隆时禁网之后，后人追记删改之书为善。”[29]
书序总结明代积弊有三：“一曰务虚名不采实用”，“二曰别流品不求真才”，“三曰争浮文不念切效”。强调“积此三弊，败亡不悟，则误国之罪，岂得诿诸小人哉！余所以每不禁掩卷而三叹也！”因此，在思想内容上有以下一些特点：其一，“网罗散佚，搜抉残蠹，上自朝庙大纲，事关兴灭，下迨闾巷幽贞，谊存感讽，咸纪其人，传其事，具见其本末。”不仅保留了阎应元、吴应箕、瞿式耜、堵胤锡、何腾蛟、张同敞等抗清事迹，而且保留了诸多编纂实录、开科取士及日食、地震等文教、科技方面的史料[30]。其二，表彰忠义，序言称：“当其时，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誉望忠谅诚悃之儒，其捍御边圉绸缪外侮者，亦多英达敏炼，遗艰投大之材。”[31]其三，揭露朝政腐败。对奸党马士英、阮大钺、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的四镇兵等南明王朝的腐败局面予以了深刻的揭露，指出：“邪人秽夫，蜂起用事，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政日浊乱矣。”[32]“民之苦兵，甚于盗也!”[33]“自士英、大铖以下诸人，直庸鄙浅陋狙狯之夫耳。遭逢乱世，挟柔闇之主，嗜财贪势，树怨丛诟，昏蔽瞀眩，甘心祸败。”[34]
杨凤苞跋其书“简而有法”，“世称信史。不特网罗散佚，备胜国之旧闻已也”。同时，指出：“然微嫌其失之太简，要必为之注以补其阙遗，若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而后文献足征焉。”[35]并附举明季野史不下百种，读者应当注意。
二、舆地著述
清儒地理学的特征，如梁启超先生所论，仅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清初地理学著作，则表现为好言山川形势厄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36]清初舆地著述，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外，则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另一有影响著述。
1．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明崇祯十二年，27岁的顾炎武即放弃科场进取，究心经世之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37]。“舆地之记”，即《肇域志》；而“利病之书”，即《天下郡国利病书》。二书的关系，即当初是如何区分“舆地”与“利病”的？徐元文在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所作序中明确提到：“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继古人绝学。当明之末，欲有所树立，迄不得试，乃退而读书以自见。有曰《肇域志》者，囊括《一统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县之志书而成者也。继又摘其有关政事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38]也就是说，顾炎武将其搜集的相关资料，凡有关舆地者归《肇域志》，有关“政事”者归《天下郡国利病书》。但终因本人未能“一一刊正”，难免没有区分未尽善之处。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34册。部分为顾炎武手迹，部分“假手抄胥”。经其“补所当补”，为60册。至民国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为《四部丛刊》三编本，分为50册。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四川龙万育（燮堂）将 “坊间所售之本”排印120部。两种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然龙万育刻本流传较广，若以两本互校，则当更为完善。
《天下郡国利病书》通过丰富的资料，揭示明代社会经济状况，探寻利弊得失，以期革弊除病，即所谓“利病”。有关各地赋役不均的实情，有关农民起义的事实，都是《明实录》、《明史》中难以得见的。对研究明代地理、经济、社会、军事，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肇域志》原书仅有抄本，1957年在昆明发现同治写本40册，1984年经中华书局印行。不分卷。原稿本分二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今仅存南京、江南、山东、河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缺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所引“志、书一千余部”多已散佚，赖此得窥其一斑。该书订正了《明一统志》及方志不少错谬，南直隶搜集考订尤详，是研究明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因系未定之作，详略有殊，编排较乱，体例不纯，文字舛讹较多。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明亡后，顾祖禹绝意仕进，自顺治十六年（1659）始，着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思欲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39]。“出入二十一史，纵横千八百国”[40]，历20年，十易其稿，毕生心血，尽萃于此。“总叙三”写道：“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又附《舆图要览》4卷。该书分总论“历代州域形势”，及明代两京（直隶、江南）及十三布政司（山东、陕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两京及十三布政司卷首冠以总序，综论其地理形势，以地理为经，朝代为纬。以下，叙述各府，州、县所辖境内城镇、山川、关隘、桥梁、驿站等。其后为“川渎”，采录历代地理书中有关山川、河流的记载；“分野”，辑录历代史志中关于星象分野的说法。
其书内容，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政治得失、军事险要为主。“总叙三”强调：不仅“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就是百司庶府、监司守令、四民行役往来，同样“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同时认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41]，凡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水患、漕运、城市等自然、经济状况均有记述。作者受当时客观条件局限，未能亲历各地实地考察，主要取材于文献，难免错误，已为后来读者更正。
梁启超指出：“这部书体裁很特别，可以说是一百三十卷几百万言合成一篇长论文，眉目极清晰”，“这部书的组织及其研究方法，真算得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42]。
三、古史成就
清初的古史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古史的纂修，二是某些历史文献的研究。
1、古史纂修
此间的古史纂修，主要有马骕《绎史》、《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吴任臣《十国春秋》等。此处介绍《绎史》、《十国春秋》，以见康熙年间古史编纂的成就。
1）马骕《绎史》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御聪，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他博学强记，尤好《左氏春秋》，以纪事本末体改写成《左传事纬》20卷。又搜集远古至秦末史料，积思十年，撰成《绎史》160卷，记载开辟（自伏羲始）至秦末之事。《绎史》影响甚广，康熙四十四年藏入内府，时人称其为“马三代”。
《绎史》160卷，为传说时代至秦朝末年之史。首为世系图和年表，包括《世系图》37种、《地理图》、《天象图》10种、《古物图》85种、《建制图》8种、《谱表》4种、《古文字摹印》8种，不计卷数。以下，分为五个部：
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开辟原始”至“黄帝纪”。
三代20卷，夏、商、周传说与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东迁”。
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鲁隐公摄位”至“春秋遗事”。
战国50卷，三家分晋至秦亡，自“三卿分晋”至“秦亡”。
外录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范、地理、诗谱、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10类。
李清《绎史序》（康熙九年，1670）称其书“独胜古人者有四”，而以“体制之别创”居四者之首：“惟以事为经，而不袭夫系月系时之故，其独胜者一也。”《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独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编纂形式多样，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用纪事本末，同时吸收纪传、典制、学案优点；描写重要人物，采用传记形式；叙述典章制度、风俗名物，则类似史志；而“老子道教”、“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之言”、“庄列之学”、“韩非刑名之学”等，又与学案史相类。表（年表、人表）、图（地理图、天象图、器物图）、谱（世系谱、诗谱）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编纂内容。
另一特点是寓兴衰之意。《绎史·征言》指出:“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书中每篇篇末史论多属此类，如回答“克商者周”的原因：“（周）世德日积，仁声日著，殷则恶德日增，虐政日闻。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
再一突出特点是博引古籍，考辨务实。“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征引古籍128种，分题汇编，以可信史料为正文，以小字附录参考史料，均注出处，加以辨证。顾炎武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必传之作”。《清史稿》评其书“博引古籍，疏通辨证，非《路史》、《皇王大纪》所可及也。”[43]但应当注意，其“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的取材原则，造成某些史实不实，如引《古文考》、《帝王世纪》以及西汉、东汉谶纬之书，多不可信。梁启超因之评论说：“宛斯辈欲知孔子所不敢知，杂引汉代谶纬神话，泛滥及魏晋以后附会之说，益博则愈益其污秽耳。”[44]
2）吴任臣《十国春秋》
吴任臣（？—1689），名志伊，以字行。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以精天官、乐律试博学鸿词，授检讨，入翰林，承修《明史·历志》。著有《山海经广注》、《托园诗文集》等，而以《十国春秋》“尤称淹贯”。
《十国春秋》140卷，五代十国之“十国”史。康熙八年自序，以自《史记》至辽、金、元三史，凡二十一部，“于正统特详，至偏霸人物，事实恒略不备”，《晋书》仅列载记，崔彦鸾撰《十六国春秋》以补之。欧阳修《新五代史》末附十国“世家”，“颇多遗漏”，不仅立传者仅数人，而且“十国事时有未核”。因此，“思取十国人物事实而章著之，网罗典籍，爰勒一书，名曰《十国春秋》，为本纪十二、世家二十二、列传千二百八十二。人以国分，事以类属。又为纪元、世系、地理、藩镇、百官五表，总一百一十四卷。”
所谓“人以国分，事以类属”，实际类似《三国志》，各国自为统系、各为纪传。但体例又略有不同。十国国主，或称帝或称王，《凡例》规定:“卷中帝则断为本纪，王则降于世家”，“辞从主人”；“十国列传，首后妃，次太子、世子，次诸王、公主，次诸臣，而以方外终篇。”
又以“五代距今六七百年，世代久远，正史故多遗失，而欧史载十国事尤缺略。是编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种”，所列书目156种，自谓“愚辄荟萃成书，都为一部”。
诸传本文之下，自为之注，裁别史可存者。其间，于旧说虚妄处，多所辨正，如南唐烈祖世家，从刘恕《十国纪年》及欧阳修《新五代史》，而不从《江南野史》、《武越备史》等，均为“确有所见”之处。书中五表，最受称赞。司库馆臣称“五表考订尤精，可称淹贯”[45]，王鸣盛称“此书佳处在表，《地理表》与欧阳氏《职方考》参观，则五代十国全局如见。至十国之官制，虽大抵沿唐，而一时增改，亦已纷冗不可爬梳，任臣为作《百官表》，甚便考览，尤其妙者也。”同时，指出其书的缺失，缺乏剪裁，使人感到冗杂支曼，如“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凡僧道及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遗漏者已甚多”[46]。
2、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成就最著。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太原人，寄籍江苏山阳。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科，不第。其于地理尤精审，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参预其事。
《尚书古文疏证》虽属谈经，但关系《尚书》文本真伪，故特作说明。
第一编讲历史编纂兴起，谈到《尚书》的整理、编纂。《尚书》最初的编纂，在孔子所处时代。到了汉代，流行最早的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据《史记·伏生列传》：“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欲召之，“伏生年九十余，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由于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书写，被称作“今文尚书”。同时，“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西汉末年，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47]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充《论衡》等，均都承袭此说。东晋时，《尚书》流传又出现新情况。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孔安国古文《尚书》，除孔安国自序外，共58篇。伏生今文《尚书》28篇，梅赜分作33篇，并入其所上古文《尚书》中，实际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隋唐时期，对梅赜本《尚书》确信不疑，孔颖达《尚书正义》即采用梅赜本。中唐以后逐渐对梅赜本产生怀疑，两宋时期，吴棫、朱熹进一步提出质疑，怀疑其中存在伪篇。明代梅鷟《尚书考异》，基本上将古文《尚书》作伪的痕迹指了出来，为《尚书》辨伪的首创之作。
阎若璩早年读《尚书》至古文25篇，疑其为讹，“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结症所在”。初成《尚书古文疏证》4卷，黄宗羲为之序云：“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仪礼、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弊”。其后，又次第续成。康熙四十三年，由其子阎咏作“后序”。又二年，胡渭序云：“咏以其书来，属余校定，且为序。余受而读之，凡八卷，卷各若干目。有通卷全阙者，有卷中阙数篇或仅成一篇者”，“是书所辨者古文，而实与今文相表里。所论者《尚书》，而实贯穿诸经、史、百家语。”
《尚书古文疏证》8卷，分作128条。首先分析古文尚书篇数，说“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紧接着指出：“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数篇之不合，伪可知矣。”以下，“又按”指出：“孔壁书出于景帝初，而武帝天汉后孔安国始献，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则其相去已六十余年，而安国之寿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则孔壁之书出，安国未生也。”
阎若璩从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义理不合等方面条分缕析，提出坚确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之伪。毛奇龄以《古文尚书冤词》力辨真伪，但“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
四、史表补修
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史表补修，最著名者为万斯同《历代史表》。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从黄宗羲游，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南明鲁王监国，为户部主事。康熙十八年，徐元文监修《明史》，以布衣参预史局纂修。自谓“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不署衔、不受俸，王鸿绪《明史稿》“大半出斯同手”。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48]。
《历代史表》，为二十一史所补各种年表。据康熙丙辰（十五年，1676）李邺嗣序，万斯同弱冠时，以《后汉书》无表，因补作《诸王功臣世表》、《外戚宦者侯表》、《将相大臣表》、《九卿表》4篇。“自后，遂遍作三国、晋、宋、齐、梁、魏、北齐、周、隋，下及五代，凡六十篇。”“又尝作开国以后至监国、行朝功臣、将相、内外诸大臣年表，以备史官采录。”康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朱彝尊序称其“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季野所编皆历代正史所必不可阙者，用以镜当世之得失，虽附诸史，并颁之学宫，奚不可也？”黄宗羲又序称“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然其间缺略甚多”，季野“尝慨二十一史多无表，乃悉从而补之，得六十卷（篇），诚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者也。”[49]
万斯同补表，一是宗《史记》、《汉书》之例，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等，一是宗《新唐书》之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等，而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为其自创之例。取材自正史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及诸夹杂史，次第汇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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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宗羲：《梨洲遗著·文约》卷二《谈孺木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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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岱：《嫏嬛文集》卷三《与李砚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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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
[12] 张岱：《嫏嬛文集》卷三《与周戬伯》。
[13]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九《丙戌殉难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
[14] 沈起：《查东山年谱》顺治十二年：“讲学敬修堂，始著《罪惟录》，历二十年始成。”嘉业堂丛书本。
[15] 参见《罪惟录·帝纪》卷十七《毅宗纪》，《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李自成传》。
[16] 查继佐：《罪惟录·志叙》。
[17]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经济诸臣列传总论》。
[18]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卷四，民国刻本。
[19] 《明季南略》卷末《跋》，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20] 《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毁驿道》，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21] 《明季北略》卷二十四《北略总说》。
[22] 《明季北略》卷一《纪异》。
[23]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杂史类·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2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天津古籍出版，2003年。
[25]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首《自序》。
[26]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杂史类·明季北略、明季南略》。
[27]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总记·南明史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8] 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中华书局，1959年。
[29] 上引均见《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总记·南明史乘》。
[30] 参见傅玉璋《简论温睿临与南疆逸史》，《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1]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首《自序》。
[32]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33]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十。
[34]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35] 杨凤苞：《南疆逸史跋》，附《南疆逸史》。
[3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3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38]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首《徐元文序》，《亭林遗书》本。
[3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一》。
[4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4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江南方舆纪要》序。
[4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代史学之建设》。
[43] 《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二·张尔岐附马骕传》。
[4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45]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载记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
[4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47]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48] 《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万斯同传》。
[49] 李邺嗣、朱彝尊、黄宗羲三序，均见《历代史表》，乾隆留香阁刻本。
明季殉国者的两种死法：积极进取or消极退缩？
人都有一死，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诚如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就明季殉国士大夫而言，历来皆笼统地称其为“死节”或“殉节”。本书认为有必要区分两种类型的殉国者——积极进取型和消极退缩型。
前者可以黄道周这样的“硬汉”为代表，后者以刘宗周为代表。
积极进取型殉国者身上那种不怕千回百折，坚持抗争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他们不愧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两种类型的殉国者一
明翰林院庶吉士吴尔埙(？—1645)撰有《死臣传》一书，记有明一代死节之臣。
书中指出“诸死者，或假手于人，或愤激自裁，或骂贼毕命”。换言之，书中的“死者”不外是自杀和被杀两类。
如再严格划分则是消极地自杀与积极地反抗以后而死(包括自杀或被杀)两类。单就明清之际来说，这两类可套用前引孙奇逢的分类加以解释，即前者是“毕命一朝”，后者是“抗凶锋于国势既去之后”而死(详第七章第三节之五)。
可是，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大都没有区分这两类殉国行为，而是把它们笼统地称为“死节”或“殉节”。
后来，弘历敕编的《胜朝殉节诸臣录》，虽然是记录明季殉国者最完备的著作，但仍没有将两类型的殉国者分辨出来。如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初十日论说：
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虽然弘历称刘宗周与黄道周为“一代完人”，但他们其实属于上述两类不同的殉国者——刘宗周是消极退缩的殉国者，而黄道周是积极进取的殉国者。
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在朝廷覆亡后随即自杀，又或者是稍作观望或抵抗之后，感到形势不妙而自杀。
积极进取的殉国者则不顾环境如何恶劣，抗争到最后一刻，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才自杀，或被敌人捕捉后不屈而自杀或被杀。
刘宗周之所以殉国，在第三章第六节中已有详细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他在甲申之变后，于门人王谷等数十人责以大义后，仍感到“身虽老，敢为众先驱”去“檄召四方，一举灭贼，复君父之仇，定社稷之难”，不敢以死塞责。
可是，在乙酉之变后，当他知道“杭城失守，诸大帅尽散，潞王具款降”的消息后，便决定“正命”，并在答复后辈对他说“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的责问时回答道：
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予老矣，力不能胜，徒欲以垂尽之躯，扶天崩地坼之业，多见其不知量耳。子之所言，异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守者，人臣之正也。身为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异曰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匡复之事，付之后人已矣！
由此可见，刘宗周的绝食殉国，虽谓“守人臣之正”，实系不敢面对现实和将来，所以舍难而取易。
黄道周在甲申之变时家居，南都起为吏部右侍郎，黄道周乃趋朝。当时他写信给同僚说：
吾辈顽石，捣骨合药，无补于天，犹冀后人嗅此药气耳。
及南都陷，黄道周与巡抚张肯堂、总兵郑芝龙(1604—1661)、郑鸿逵奉唐王朱聿键建号于福州。
朱聿键晋升黄道周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及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每进见，辄自请行边”。“又见芝龙日为不轨，复请行边”，乃以七月起行。
十月，黄道周至广信。过了一个月，“诸路溃衄，突骑四逼，不特士气不堪再鼓，而信州亦无固志”。黄道周虽“悼其功之不成”，但“犹欲以蛭颐螳臂，伸大义于天下”。
据黄道周在上朱聿键的疏中所言，他当年已是六十二岁，“才能智勇，不踰中人，而所以黾勉自请行边，拮据关外，冒霜露与士卒为伍者”，并非“慕葛侯(诸葛亮，181—234)之智，袭田单之业”，而是希望能尽他的责任而已。
黄道周把自己比喻为一只鸡。他说：
譬之鸡然，风雨如晦，而鸣声不已，即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无可奈何而已。……臣何所营而坐困于此哉！……所以苒苒噍哓，瘁毛镞羽，以为朝廷守一日藩篱，固一日之众志，非曰能之，亦各尽其义而已。
由于上疏不获答复，“而馈饷不继，仅有三百人十日之粮”，黄道周在计穷之下，唯有出战。
结果战败被执，被清军舆拥至婺源。清军设宴供奉他，但是他“骂不食”。“留羁婺源，七日不食”，“迨发婺源，复进水浆”。
顺治三年正月十二日，黄道周被押至新安。“翌日，遂绝粒”。当时，他的门人中书赖继谨(？—1646)与他同被牢。
赖继谨“附书回家，请以兄子为嗣”。黄道周“不复为书，第题其后曰：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廿四日，黄道周被解至南京，继续绝食。“至廿九日，不死，更进水浆”。最后“以三月五日完节于金陵之曹街”。
据记载，黄道周在南京时，“统兵大帅日夜遗客劝降，故独宽其桎梏，加殊礼”。
“三月五日，骑拥(黄道周)过西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方刑时，从者跪曰：‘公方万年契阔，请以数语遗家。’乃裂衿啮指血大书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
由此可见，黄道周不但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而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是刘宗周所缺乏的。
二人显然属于不同类型的殉国者。因此，弘历把他们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
二
表面上，不论积极进取或消极退缩的殉国者都是为尽“臣节”而死，而且事后回顾，抗清活动最后亦告失败，无补于明代灭亡的厄运。
然而，上述两类型的殉国所象征的意义并不相同。简单来说，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多是性格怯弱的人，他们感到“眼前世界不胜悲”，自知无法面对，所以殉国了事。
积极进取的殉国者则是性格刚毅的人，虽然他们也感到“天地宽大难可量，此时伸展不盈尺”，却不怕千挫百折，坚持抗争到底。
消极退缩的殉国者感觉生死之际难以面对，所以速就速决地自杀，恐不如此便顾虑更多(参看第六章第一节)。如吴麟征在投缳前与祝渊泣别，对祝渊说：
往予问道山阴刘念台先生(刘宗周)，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尝不善，往往以转念失之。”授命，我初意也。……今山河破碎，不死何为？我陈整饬江南，枢臣不许；我请身任危疆，冢臣不许。天下事尚可为，只索待之后人耳！
由上述例子可见，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多是畏难及没有能耐的人。当他们遇到“时不我与，势不我为”的时候，便“惘焉丧其生平之向往”，“前此之发愤与雄鼠思泣血之意，即与流水俱逝”。
在这种心境下，他们“自顾头颅，不雅不俗，纵视息虽存，而志气澌灭尽，即欲不授命安乎？鸿毛泰山安计也！”
与之相反，积极进取的殉国者都是不畏艰难险阻，而且有高度忍耐能力的人。严格来说，这类人的殉国，不在他们死亡的一刻，当他们决定投身于抗清行列时，已视死如归，踏上殉国的第一步。
他们不是不知道形势险峻，但他们仍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希望能以精诚戚天。
例如，吴江举人孙兆奎(1607—1645)与职方主事吴易(？—1646)在扬州失守后起义，孙兆奎在失败后为清人所捕，因为骂洪承畴而被斩死。
当孙兆奎初“佐吴易募力卒”时，便有人阻止他说：“清起辽左，自神宗(朱翊钧，1563—1602，1572—1620在位)以来，竭中华全力，仅足支撑，江南所恃惟水战，而大众深入，险要悉为凭守，舟楫无所用其长。大势若此，而妄有图乎？”孙兆奎答道：
我岂不知，但恨三百年养士，而义声寂寂，我故欲以一身殉之，其成败则听之天耳。
又如陈子龙在起事之前，写信给亡友夏允彝，请求夏允彝的亡魂“营一室于夜台之侧以俟我”，可见他已有死亡的准备。
虽知前路维艰，但他认为明朝“崩城陨霜，不绝于天，义徒逸民，不乏于世”，希望“精诚之至，事有会合”。
所以他“虽驽弱”，也不敢“宁处”；直到“天下滔滔，民望已绝”，他才会“凿坯待期，归死丘墓”。
另一些抗清者虽已绝望，但感到“人臣惟知义之所在而已，事之成败非所逆计”，所以坚持不懈。
如史可法守扬州时，早已感到“坐乏军需，点金无术”，而“彷徨中夜，泣下沾衣”。虽明白自己“独木支大厦”的危殆，但他不肯辞去责任。
因为这样做，“正所以无愧于先帝(朱由检)也”，于是决定“以身矢之，苟有一息，敢弗勉图”。
又如张煌言抗清十九年，何尝不知道形势险峻，但他所忧虑的，不是个人的名节问题，而是“只愁绵力弱，何以挽皇舆”，及“兵气只今犹未洗，自惭无计慰云霓”。
虽然他早已心力交瘁，但仍“力竭惟余报主肝”。就是在他失败后隐居，为清军招降，仍答谓“揶揄一息尚图存”，纵然不“敢望臣靡兴夏祀”，仍盼借此“也留正气在乾坤”。
然而，我们亦须指出，上述两类殉国者的心志也有共通之处。第一，不论是哪一类型的殉国者，他们都有虽死而不忘为国报仇的心愿。
先说积极进取的殉国者。例如，蕲州指挥岳璧(？—1643)在崇祯十六年“蕲州破”时，“自屋堕地，不死。贼执至城上，欲降之”。
岳璧“厉声骂贼”。“贼刃之，仆地，气将绝，瞠目曰：‘我死为鬼，当灭汝。’”然后“血流丈余，目眦不合”而死。
又如史可法在扬州失守前感到“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但他仍谓“身死封疆，实有余恨”。所谓“余恨”，乃指未能为国报仇。他说：
扬城日夕不守，劳苦数月，落此结果，一死以报朝廷，亦复何恨；独先帝之仇未复，是为恨事耳。
又如瞿式耜在桂林失陷后被执，幽囚狱中，等待处决，赋诗说：“边臣死节亦寻常，恨死犹衔负国殇。”当他与门人张同敞赴刑场时，张同敞对他说：
快哉行也！厉鬼投贼，门生讵敢忘之！
可见师徒二人在狱中之约，就是化为“厉鬼杀贼”。
这种化为厉鬼以杀敌的心愿，在消极退缩的殉国者中也不乏其例。例如，陈良谟在绝笔词中立誓：“生既不能手刃李贼(李自成)，死当为厉鬼以杀之。”
又如诸生许琰(1594—1644)因“国破君亡”而感到“平生磨砺竟成空”，乃绝食而食。遗诗中有“一个书生难杀贼，愿为厉鬼效微忠”等句。
又如王毓蓍自杀前著有《愤时致命篇》，不但誓为厉鬼复国，而且呼吁同志，共同达成愿望。他说：
鬼如不厉，为访三闾之踪；魂果有灵，当逐伍胥之怒。真能雪耻自任，愿激发于光天。倘或同志不孤，敬相招于冥土。
上述六人由于“生不得志”，所以“誓死杀贼”，实在可哀，无怪当时有人说“见者伤心，言之酸鼻”了。
第二，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其实都有舍我忘家的精神。前者以崇祯朝翰林院检讨傅鼎铨的例子加以说明。傅鼎铨在顺治五年响应南昌反清。
顺治八年(1651)被执，“至室中，仰首而立，众劝之降，不屈，囚之”。“敌巡抚以保全其家为言，傅鼎铨曰：‘死，孤臣之分也。家之存亡在执事，非所愿闻。’怡然而出，整巾衫，北面拜谢，踞坐受刃。”
又如临安知县唐自彩在杭州失守后逃匿山中，有人告发他“受鲁王敕，阴部署为变者，遂被捕获”。
“北帅”劝他投降，说：“我知汝贤吏，故不加兵，行且荐于朝矣。”唐自彩答道：“士各有志，安用相强。”
“北帅”于是问：“犹不念少妾幼子乎？”唐自彩答谓：“大丈夫岂以子女易大节！”最后他与侄儿同被杀害。
由此可见，他们不但捐弃自己的生命，而且不顾家小，以完成气节。
后者可以凌义渠为例。凌义渠死前“作书辞父”，谓“父亲衰年无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儿容默，放他不下”，“然儿即以此情达之皇上，庶知弧臣一腔热血也”。
又如马世奇自经前写信给儿子，信中谓“京都失守，一筹莫展，真所谓死有余责。不能忽然者，汝祖母、汝母及汝兄弟耳”。
虽然凌、马二人不像傅鼎铨与唐自彩受到要挟或诱惑，但他们自杀前也经过几番自我挣扎，才能决定尽忠。所以，凌义渠的女婿说岳丈是“为国不顾家”，又说他“为国忘家，舍生取义”。
第三，虽然有些殉国者是为名而死，但是亦有不少人只求“尽心”，不计较能否得到世人赏识或留名青史。
就积极进取的殉国者来说，如南宫知县彭士弘在“闯贼长驱畿南，所至款附”的形势下，仍“励士民，饬守具”。
众人劝他谓“贼势已大，邑小不支”，彭士弘答谓：“吾奉命守此土，生死以之。奋勇击贼，纵不胜，死亦瞑目。”
众人指出彭士弘这样做固是“臣谊也”，但恐怕会危害“生灵”，彭士弘答道：“人心如此，大事已去，吾尽吾心耳！”后来“士绅卒迎贼入”，彭士弘不屈被斩。
又如张煌言被清人拘押，途经故里，感而赋诗，流露出他为求“尽心”而抗清的心意，引录如下：
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
至于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如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琏(？—1644)守北京崇文门，城陷，自缢而死，留下绝命词说：“死矣即为今日事，悲哉何必后人知！”
又如儒生周卜年(？—1645)投海前“寄叔父与弟书”说：“吾尽吾心，人虽目我为迂，固甘心也。”上述这些话显示两人但求心之所安而殉国的态度。
除此之外，两类型殉国者都有或忠君或爱国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心及不肯屈身异代的志气。这两共通点散见第三章，这里不加叙述了。
三
尽管过去不少人把积极进取的殉国者与消极退缩的殉国者不分轩轾，一视同仁，近世也有人美化后者的殉国意义，但是这两类殉国者的历史地位，还是必须辨别的。
事实上，明季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已意识到他们的历史地位问题，并希望为自己在青史上争取与积极进取的殉国者同等的席位。例如，祁彪佳死前赋诗剖白心迹，就有这个意图。
他虽然一方面同意“图功为其难，殉节为其易”，亦承认自己是“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强调无论从难或者从易，“忠义应不易”，又谓“一死于十五年前，一死于十五年后，皆不失赵氏忠臣”。
这样，他这个“唯知守节”的“硁硁小儒”，便能够“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了。
可是在这类殉国者中，并不是人人都像祁彪佳那般自信。刘宗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尽管刘宗周在绝食期间，亦曾经充满自信，在答复门人王毓芝问他“心境如何”时，说出“他人生不可以对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对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终日忧疑惊惧，而吾心中泰然”的豪语。
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始终不能“泰然”，因而希望别人认同他的行为。所以在两天后当王毓芝再来问候他时，他便反问王毓芝说：“吾今日自处合义否？”
虽然王毓芝称赞他的行为“甚正，虽圣贤处此，不过如是”。但是，他已不如两天以前般自信了。他仅是说：
吾岂敢望圣贤哉？求不为乱臣贼子而已矣！
诚然，上述刘宗周口中的“他人”，恐怕只是那些贪生畏死，甚至改节易行的人而已。
如果将他和黄道周这类百折不挠的“顽石”“蛭颐”，或“瘁毛镞羽”而仍“鸣声不已”的“鸡”比较，恐怕他便不能这般自豪了。
平情而论，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充其量仅能做到“聊尽洁身志”而已。这类士大夫的忠节，虽然亦有值得赞美的地方，且他们敢于牺牲性命，也非常人所能办到。
但是，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只知保存个人名节，舍难而取易，把复兴国家的责任抛诸脑后，实在令人慨叹。无怪这类处其地“无一可死”的殉国者，已为当时的“明眼人”所非议了。
哪一类型殉国者的死比较有意义和价值，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其实已有定论。诚如钱指出，“人臣谋国之忠，岂徒贤于一死哉？如皆死而已耳，是社稷可以墟，国君可以亡，天下可以拱手而授贼”。
他以在“近代之烈”中“称首”的文天祥为例，指出文天祥“非以主亡而遽自戮也”，而是在入燕三年后才死。
当元丞相孛罗责问文天祥“尔立二王，竟何成功？知其不可，何必强为”时，文天祥答谓：“父母有疾，虽不可为，人子无不下药之理。”钱因而归结说：
岂徒拱手以天下与人，而第以身殉为烈哉？
而魏禧认为文天祥的“忠烈，全在舍不得死处，若从他舍得死处说，便看得易了”，亦是本着同一道理。
更有甚者，连文天祥也不满意。例如，朱之瑜(1600—1682)便对文天祥的晚节表示遗憾。
虽然朱之瑜同意文天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肖亦亟称其忠”，却指出文天祥的“小疵”亦有不少，所以他说“若称之为圣，则过矣”。
朱之瑜认为张世杰(？—1279)才是亡国者的典范，文天祥实有所“未若”。朱之瑜认为张世杰可敬之处，从整体来看，为“一主死，复立一主，匪躬不懈，抱鼓不衰”。
对外而言，“其弟张弘范(1238—1280)为虏大将，战必胜，攻必取，号令迅风雷，指麾摇山岳，间谋日至，游说万端。凡人至此，岂不动情？宋必不可为，蒙古必不可灭，岂不熟揣？富贵与穷蹙相形，猖獗与溃败相逼，而且辕门相向，而且铙角箫鼓日夕相闻，自非铁石为肝，未有不移”。
对内而言，“麾下吏士，孰不畏死亡，乐贵富，谁肯委肉以当饿虎之溪，日夜裹创力战哉？”基于上述原因，朱之瑜相信张世杰“必有大过人者”，才能坚持不变，而“卒之，国亡与亡，终不失臣子之谊，终不使纤毫疑贰”。
因此，朱之瑜认为张世杰才堪称“大丈夫”。
回到对明季殉国者的评价，徐孚远(1599—1665)为完美的殉国者厘定了准则。徐孚远追随鲁王入台湾，永历十五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明知大势已去，在为张煌言的《奇零草》写序时，仍说：
夫兴亡者，天也；亡而复兴，亡而不复兴，亦天也。君子不恃乎天，亦不阻乎天。诸葛公(亮)所云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乃志士之准则也。
张岱总结明亡以后忠臣志士的事业，也说：
甲申变后，臣子为明立福、立鲁、立唐、立桂，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存，则人心一日不死。文信公曰：“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
又如冯班训诫子孙，亦说：
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君子当大难，亦不从死也；持其危，扶其颠，尽心力而为主，事穷势极，然后死焉，斯可以言事君之节矣。
因此，如果用上述准则去衡量消极退缩的殉国者，他们的死便显得黯然无光了。
黄宗羲认为张煌言这类积极进取的殉国者的抗清事业好像“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般“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不如他们自己的形容来得贴切。
如前述黄道周自比抗清为“欲以蛭颐螳臂，伸大义于天下”，即为一例。至于孙兆奎以为“今日之事，正如寸刀剚鲸，空拳搏虎”，及张煌言自拟为“姑留螳臂强当轮”，更能反映他们预见败亡而不肯放弃的精神。
这些人能够视死如归，非好死而恶生，而是希望能做到“死者复生，可以无悔”，以及“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计六奇总论明清之际起义诸人说：
夫以国家一统，而(李)自成直破京师，可谓强矣，兵一战败之，其势为何如者！区区江左，为君为相者必如句践、(范)蠡、(文)种卧薪尝胆，成可稍支岁月。即不然，方清师之下，御淮救扬，死守金陵，诸镇掎角，亦庶幸延旦夕。
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匆以成败论可也！
固然，消极退缩的殉国者“死则死耳，于国事未有济也”，而积极进取的殉国者在竭尽肱股之力后，也不能挽救国运，且与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同归一死，似乎后者更能洞彻先机。
但是，这两类型殉国者的“忠义”是绝不会如祁彪佳所谓“应不异”的，祁彪佳留于天地间的“浩气”是无法与张煌言留在乾坤中的“正气”同日而语的。
而且，积极进取的殉国者百折不挠的精神虽无补于成事，却能对世道人心产生良好的影响。
如邵廷采认为王守仁“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的话，乃“责成于可成之日，不以一死塞责也”，并不适用“以律文天祥、张世杰”这类人物。
邵廷采以张煌言为例，指出“世传己亥(顺治十六年)长江之役”，有一个与张煌言同中崇祯十五年乡试的举人，“方会试不第归，对家人如醒如呓，咄咄仰天”说：“同年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顾尔乎？”
邵廷采相信从上述举人自惭形秽的话，可见“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真有成也”。
诚然，同一死也，而背后的意义却判若云泥。因此，如何评论不同类型的殉国者，实在值得我们三思！
袁崇焕死前在牢里9个月，受到的折磨有多惨？看看杨涟你就知道了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
大明王朝的南镇抚司又被押进来一名犯人
他就是明军的最高统帅袁崇焕
也许他不曾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也许他不会想到将在这里
渡过自己人生最后的九个月
在这座容纳了太多血肉模糊身体的巨大容器里
袁崇焕会遭遇哪些折磨呢
袁崇焕剧照
平台召见就在前段时间
皇太极率领他的军队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
绕过他苦心孤诣打造的防线，直逼北京城下
崇祯的底线，恰恰就是敌人不能闯入北京
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的底线比这更低了
崇祯曾经对刘策明确说过
“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
袁崇焕自己做主，力排众议
决定放弃了迎敌于北京外围的战略
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
在德胜门和广渠门下拉开了城市保卫战的序幕
这仗打得让宫殿里的崇祯皇帝都心惊肉跳
皇太极剧照
所以十一月二十三日
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平台召见了他
袁崇焕有点心虚和紧张，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当他步履沉重地踏上宫殿的台阶
看见崇祯迎风站在台基上
似乎皇帝的脸上没有丝毫异常的表情
袁崇焕才渐渐地放下心来
当初袁崇焕许诺皇帝“五年内平定边陲”
可是现在皇太极却兵临城下
袁崇焕心里能不紧张吗
一场狂风之后
空气夹杂着一股呛鼻的硫磺味飘了过来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不断有士兵在城墙下倒下死了
崇祯皇帝说话的时候
没有慌乱和怨怒，还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
披在袁崇焕的身上
以示对他的绝对信任和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
带着皇帝体温的貂裘大衣，让袁崇焕感恩戴德
他决心不怕牺牲，一定要夺取胜利
然而刚过去七天，温文尔雅的崇祯皇帝
突然就露出凶狠的獠牙
在平台再次召见他
愤怒地质问他与皇太极有什么密约
还历数他擅杀毛文龙等一系列罪状
袁崇焕当时就蒙了，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锦衣卫拿下，押到南镇抚司
《明季北略》写道
“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枉押西长
安门外锦衣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从重臣到阶下囚
袁崇焕的命运就像眼前的战争一样，急转直下
他自己不明白
直到现在，历史学家对有些玄机还是争论不休
袁崇焕（左）剧照
崇祯迷信风水关于袁崇焕被陷害的原因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
在这里小编说说另外一个版本
事实是，袁崇焕考上进士后，初授福建邵武
在后来的十年里，袁崇焕政绩、战功皆卓著
于是就连升十三级
这在封建时代是极为罕有的
所以成为了众人的焦点，也引起了大家的疑惑
可是面对这种疑惑
袁崇焕又颇为隐讳，遮遮掩掩的
袁崇焕剧照
按照明朝的条文规定
一个人考上进士后
朝廷都要派国师到考生的老家勘踏屋宅风水
如果老家屋宅风水不好
功名可能被取消，甚至本人还要蹲大狱
袁崇焕是以藤县籍举子应会试
进士榜公布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国子监题名碑也刻得一样
但他却对自己的出身讳莫甚深
有时对人说
“寄居平南，应童子试，
受人攻讦，改籍藤县”
有时又说“祖居东莞，飘零多年”
考中进士后故意先回到东莞去拜祖祭墓
在罢官回籍时也故意先绕道广东才回藤县
反正是小心翼翼，隐瞒其在藤县的家山屋宅
锦衣卫
但是明朝拥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
想隐瞒任何皇帝想知道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当时并非“英雄不问出处”的乱世
袁崇焕的欲盖弥彰
反而引起了皇帝的狐疑和阉党的兴趣
当崇祯帝诏令起用袁崇焕的时候
就密令内廷太监与锦衣卫暗访其家山风水
当来到白马山，只见此地山川奇胜，风光迥异
肯定是地灵人杰、英才辈出之所
锦衣卫回朝复命，令崇祯心神惊疑
崇祯皇帝剧照
但边事紧张，朝廷正在急需用袁崇焕
崇祯心中虽有不解之惑，但还是擢升了袁崇焕
所谓“用人不疑”
即使他“擅杀毛文龙”后，皇帝也不加指责
虽有“反间计”说法，崇祯却没有完全相信
而是又派国师到白马莲塘来勘踏
得知其宅乃“飞凤饮水”之格
其祖父又葬在凤凰岭“飞凤含珠”之穴
其祖母又葬在贵能出天子的濛江
家山屋宅，处处皆风水大地，处处有帝王之气
《葬经》有云：“凡鸡地者必出王。”
锦鸡者，凤凰也
崇祯本来就信风水之学，听后惊恐万状
害怕江山被夺
再有温体仁等阉党佞臣罗织“早有谋反之志”
看他的名字“崇焕”
不就是把“崇祯”换掉吗
这比“通敌叛国”更危险
崇祯帝自然咬牙切齿地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袁崇焕剧照
被折磨的九个月提起镇抚司，各位都非常熟悉了
它不是司法机构，而是皇帝的私人用品
它想抓就抓，相杀就杀，不需要什么证据
杀一个官员比杀只鸡都简单
它的辉煌成绩莫过于“胡惟庸案”
株连了几万人
它疯狂地嗜血
并因为吸吮了太多的鲜血而更加疯狂
它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
随着这个怪胎的成长，朱元璋自己都害怕了
于是就废除了他们的特权
可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无法关上
皇帝也对锦衣卫产生了眷恋
使用起来非常的顺手，提高了杀人效率
直到明朝灭亡，这个机构才烟消云散
关于袁崇焕在狱中的情形，史书并没有记载
当然这是他们有意而为之
那些锦衣卫绝对不会留下把柄
不会留下被世人唾骂的案底
但这不表明世人就不了解，不知道
哪怕通过一些野史，我们也可知道一二
我们先通过顾大武的《诏狱惨言》
通过对杨涟等“六君子”
在镇抚司内受刑的描写
来了解一下镇抚司黑狱的工作情况
“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
虽各辩对甚正，而堂官许显纯袖中已有成案，
第据之直书具疏以进。
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
夹杠五十……七月初四日比较。
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忍痛声，
甚酸楚……用尺帛抹额，
裳上脓血如染……十三日比较
……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
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
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
二十四日比较，刑毕……是夜三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
俱死于锁头叶文仲之手……
二十八日……周公（周朝瑞）至大监，
不半时许，遂毙郭贼之手。”
杨涟剧照
杨涟是被一个装满泥土的巨大口袋
活活给压死的
当他的尸体被抬出来时，全身都已经溃烂
还有一根长长的铁钉还残留在他的头颅中
是从一只耳朵穿进去，从另一只耳朵穿出来，
穿出来时，上面还粘满了黏糊糊的液体
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蜷缩在黑牢里
直到白色的蛆虫爬遍全身
才通知他的家人来认领
杨涟剧照
通过对六君子的事件描写
我们不难推断袁崇焕在狱中所受的折磨
我们前文提到，崇祯对袁崇焕咬牙切齿
而那些锦衣卫又是看皇帝的脸色行事
崇祯没有把袁崇焕交给刑部
而是锦衣卫的南镇抚司
就已经注定袁崇焕未来是凶多吉少
他那一腔热血
可能就要成为这部绞肉机上的润滑剂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还写信给祖大寿
让他好好地保护朝廷，不要背叛大明
实际上，袁崇焕除了受到肉体的摧残
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
他到死都没有明白崇祯为何变脸比翻书都快
他困惑的是自己何罪之有
袁崇焕剧照
小结：
袁崇焕作为文武兼备、功绩赫赫的爱国名将
受到后人的景仰和爱戴
活的尊严，死得尊严
袁崇焕就是这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