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骨算命几斤几两对照表注解详细表(称骨算命几斤几两对照表)

曾经担任过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在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五日（1890年4月14日）的日记当中，记载了距使馆不远的“安佛里特”，内有历代兵器博物馆，馆中有武库，库中又有两院，一为历代兵卒蜡像院，以历史为维度，古今并列，可考武具的沿革，另一个则是五洲兵卒蜡像院：

一为五洲兵卒蜡像院，地球人种有四：白种、黄种、黑种、红种。其族有十五：陪而陪族、黑人族、北美印度族、中美印度族、南美印度族、柏布族、爱斯既马达族、欧洲印度族、乌拉朵阿尔堆格族、蒙古族、爱拿族、排思格族、达拉惟弟爱吴族、巫来由族、阿剌伯族也。红、黑种类，形极丑恶，所操兵器，亦尚铦利。末室列中国楚军马队一人、乡勇一人、绿营兵一人、营将一人。一院之中，五大洲之人物具焉，于以考兵器之优劣，军事乌有不精者乎？(2)

出外游历本就便于见识“天下万国男女体貌”(3)，能对域外民族与外人相貌有直观认识，而且亦易于接触当时西方关于分辨种类的学说和设施。从使节、出游人员眼中所见外国人形形色色的奇异长相，到抽象为分门别类的人种知识，究竟如何变化；知识储备中所蕴藏着的人种分类知识，又如何与目见耳闻的具体生活实践相激荡，相辅相成；更重要的是，这些游记和星轺日记在当时的知识积累和演进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又在人种分类知识的流布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都值得细细考究。

中国自古以来，与别国异族人交通的记载，在史书札记中并不鲜见。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玄奘西游，杜环经行，等等，对于他方之人的相貌、打扮和习俗，已经加以注意。同时，作为交流，也有远人重译梯航，来到中土，为数更多的中国人对他们奇异的长相和着装印象深刻。这些是中国人对于其他种族外形上的直观认识。尽管此类描述之中，还是不乏相当的想象和传闻因素，但已能见到正史采用这些记录的情况。《后汉书》中就提到，大秦国“人民长大平正，有类中国”。(4)有些专指那些面貌异于华夏人群的称呼，也已显而易见地日常化了，被用来指称或调侃与之长相相近的中国人。《晋书》记孝武文李太后本来出自微贱，曾在宫里的织坊中，因为“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宫中众人的戏称，恰恰说明了昆仑奴形长色黑的形象在当时已是人尽皆知。(5)

到了明代，中外交往更加频繁，先是郑和庞大船队下西洋，周游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等地，有些随船者悉心考察所到之地的风土人情，留下一批游记，这些海外纪行往往以先后历经的国别分门排序，由于是亲眼所见，而且船队在不少地方驻扎时日甚久，并非蜻蜓点水的途经和游历，所以对于当地人体貌特征有比较可靠的写实。能够“通译番书”而随使的马欢，“历涉诸邦”，对于各地天气、地文和人物“目击而身履之”，感叹天地之大，各处风俗之可怪，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同异，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6)通过他的游记，可以了解到占城国人“身体俱墨”，溜山国人“体貌微黑”，而忽鲁谟厮“国人体貌清白丰伟”，天方则“国中人物魁伟，体貌紫膛色”。(7)

如果说郑和船队的远航范围还囿于印度洋一域，那么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泰西人士来到中国，明清之际中国人与欧西各民族之间的交际日渐增多。这些被认为是“自古不通中华”(8)，航行九万里而来的远客，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让人好奇的异域风情之中，直观且重要的一面就是相貌的不同，不仅与中国人有异，且与更早接触的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人也有很大差别。作为欧人东渐先锋的传教士就率先感受到这一点。利玛窦在给欧洲教友的信中谈道，“我的相貌与中国人不太一样”，因而在南昌每天被许多人前来看望，“首先是看见我这位洋人面貌与身材与他们完全不一样”。(9)来者感受于泛海东来远人异己的样貌，多有记述。在其笔下，大西洋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10)，和兰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11)。华人初见西人长相，还有所惊惧，屈大均曾经记载，有一“贺兰国舶”航抵福建，有客前往参观，“客登，则番人从雀室探其首，眼皆碧綠，发黄而面黧，以手相援，见之惊犹魑魅”。(12)时间长了，交往比较频繁的粤闽等地居民也习以为常，并能从相貌上判断来者究系何国人士。参与编修《明史》，并主要负责外国部分的尤侗，有“和兰一望红如火”的诗句，可以说须发皆赤的形象已成为荷兰人的一种辨识标志。(13)

清代中期，大批洋艘为贸易而东航，又不时发生抢掠骚扰的行径，渐渐成为东南隐患。各方面对于外人更加关注，留下不少相关文字。如原任广东碣石总兵陈昂的奏报(14)，曾任台湾知县的蓝鼎元的《论南洋事宜书》(15)和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6)。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陈昂之子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和亲身随外国商船游历海外各国的谢清高所述《海录》(18)。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为形势所逼，或翻译西书，或亲身目见，或从战俘处考问，掀起了一股探究外国舆地、人物、事情的热潮。

当然，国人对西客的观测也不仅仅限于单纯体貌特征的感官描述，有时还依据自己的认识将其归纳总结，划分成不同的门类。陈伦炯虽没有明确区分所有外人，但在行文中亦能看出他划分西洋人、白头、乌鬼、无来由等种类的趋向。(19)来华西人与出自非洲、南洋一带，做西人水手或仆从者，在肤色上有白黑的区别，大概最为显见。这些在番舶上服役的“乌鬼”，很容易联系到前人关于昆仑奴善水的说法，往往被描绘成能“自投于海”，于波涛之中“如御平原”。(20)至于两者关系，中国人很清楚“白者贵，黑者为奴”。(21)所以在鸦片战争中，“华人谓夷鬼子，而别其色，谓其国人‘白鬼’，其收剌他部落以为奴、为兵者为‘黑鬼’。……黑鬼一头钱若干，白鬼倍之，生获又数倍之”。(22)

另外，即使是在欧洲人之中，也会有所分别。成于乾隆早期的《澳门记略》，将“粤海关监督”所记录来华的欧西各国分门别类，“贺兰、英吉利、瑞国、琏国，皆红毛也；若弗郎西、若吕宋，皆佛郎机也”。(23)从两者所包括的具体国家来看，所谓“红毛”一类大体上是欧洲北部的一些国家，而“佛郎机”所包范围应在欧洲南部，类似于拉丁民族的概念。这样的分类尽管或许不全是依据相貌所做出的，但是从实际划分上，以及使用“红毛”作为种族类别的名称，其中所含的“以貌取人”或者以貌分人的因素不可忽视。

道光海通以降，中西交往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英、法、美等国在各通商口岸驻有领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中国人才开始认认真真考量近代出使制度。正如徐建寅在德国伏尔铿造船厂的祝酒词所谓，一两千余年前，不过是二三皇帝派遣使节到达西域，考察国外异事，不能远航欧洲，在他看来是无足称道的。(24)此后，遂有斌椿和志刚、孙家榖的使团出游，以及天津教案之后崇厚的谢罪出使。尽管如此，中国初步融入世界，偶一为之的遣使之举，更类似于康熙年间图理琛和张鹏翮的西使，仍与西方近代外交体制格格不入。

光绪二年（1876）九至十月间，郭嵩焘使团从北京出发，经天津、上海、香港等地，逐渐离开中国地界，向西而去。郭嵩焘此行乃是受命成为驻英、法两国公使兼就马嘉理案向英方致歉，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符合近代外交意义的驻外公使。(25)张德彝追述称，虽然在东周列国之际，各国之间就有互派使节的行为，但是从来没有常行驻在对方首都这种形式，而东西各国“百年来始行互派公使驻扎，至今凡彼此换约通商者，竟援此为定例，而驻扎年限无定”。郭嵩焘的出使开了近代中国派使常驻海外的先例，此后清廷又“陆续钦派大臣前往驻扎，惟递以三年为期”。(26)

国人对于东西各国使节的认识，除了折冲樽俎对外交涉，尤其是维护在华商民、教士利权不遗余力之外，另一项重要使命在于交接当地人士，侦探山川险要，洞悉民情风俗，以“汇报成帙”，以知“五洲强弱盛衰之原”。(27)所以朝廷派遣“任究责专”的常驻公使之后，人们对于使臣的期望“非徒通问修好已也”，而需要在驻外的三年之中周详访察各国国势、地形、风俗、正教、各行各业至情等等，“逐事讲求，悉心考订，条举件列，荟萃成编”。(28)对此，专门负责交涉事务的总理衙门也有相关考虑，早在斌椿出使之时，就接到命令要将所到之处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等详细记录。(29)此后，总理衙门又奏请要求出使人员详细记载有关交涉事宜和各国风土人情，随时呈送，可使朝廷耳目较为灵便，于中外情形不至隔膜。(30)郭嵩焘即于出使次年，将自己的出使日记《使西纪程》寄送回国，总理衙门还专门代为刊刻。不想此书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在御史弹章和士林清议之下，毁版了事。郭嵩焘因此闷闷不快，此后也不见日记呈送，于是总署上奏询问“可否饬下东西洋出使各国大臣，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仍按月汇成一册”，交备案查核，将相关书籍、报刊翻译也一同随时送交，以资考证，并获旨依议而行。(31)此后遂形成了使节将所见所闻汇成日记上呈总署的惯例，而且在时间和格式上具有要求。唯虽规定每月一册，但上交日期总在归国之后，无须如郭嵩焘一般，还在任内就寄回日记。根据张荫桓的记载，作为出使美日秘大臣的他，所记出洋日记以回到出发地香港之日为截止，算是“默符总署奏案”，且“总署奏案责使者以日记”，也就是说按规定汇报出使时期的记闻，“须为日记”形式。(32)除了公使以日记形式有所汇报，黄遵宪曾表示就连他的《日本杂事诗》，也要修改之后先行寄送总理衙门。(33)

光绪十三年（1887），中国又向海外派出一批游历专使。(34)在《奏定酌拟出洋游历人员章程》十四条中，不仅要求游历使关注各国地形、风俗政治以及当时最受瞩目的军事信息，还让各使依据自身情况，就“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电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中能够有所学习者，也可以写成手册上交。(35)至于清末的五大臣出洋，专以考察为名，戴鸿慈在对属下的“敬事预约”六条之中，就有“勤采访”和“广搜罗”两条，从闻、见两端进行专门指示。(36)

中国人本有替人办事事毕之后见示相关日记的习惯，(37)再加上总署奏案的规定，不出十数年，“诸星使著作如林”，出使日记已然蔚为大观。(38)然而各星使于此也有不同的认识、态度和操作方式。关于日记或游记一体，薛福成认为“文章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经过李翱和欧阳修，成为文家之一体，但简略，只存所游之迹而已。王之春则以为日记或者纪程文体的始作俑者为鲍照，“其体例或繁或简，向无一定”，而顾炎武的《日知录》最为详尽，是他所效法的对象。在他看来，专为出使而作的日记，本不需要详述政治沿革等，但据古人奉使当知各国情伪之义，也要对“西学之源流、山川之险易、民物之简蕃、风俗之殊变、军械之更新，随得随录”。(39)《英轺日记》的凡例部分指出，由出行而言地形、舆地之学的传统源头在张骞出使西域，作者也号称仿《日知录》而作。(40)蔡钧在其《出洋琐记》中提到“国朝使臣出塞皆有纪载”的成例，认为如此才符合《周礼》小行人的古义。(41)张德彝在与同船日人的寒暄中称，其既然“仰赖我皇上洪福得履其地”，则记录“其异于我者固当详为登录，其与我同者亦可略见一斑也”。(42)

各使臣中以考取游历使第一名的傅云龙表态尤显认真，出使之前，在他眼里自己往昔的日记“非琐即漏，择要笔之，聊医健忘”而已，(43)但奉使命后，自觉“非无跋涉，莫探奥窍，视不游其奚以异”，所以时时自省“不容一地虚游，不敢一日负游”，记录不缀，不可“旷一分光阴”“虚一日跋涉”，要在游历中见道。他在给友人屠仁守的信中称自己“昼游夜记”，定下三戒：“一不拾人唾余，二不拘己成见，三不旷日因循。”(44)崔国因在序言中也认为，日记就是记录每日所行之事，所以应该“巨细不遗”以纪实。出使日记尽管与寻常日记不同，但也要将外国各学问和有关交涉之事详细记录。有人虽然亲身阅历，但或囿于己见，或畏惧清议，导致知不能言，言不敢尽，则无益于国事，是不可取的。(45)

大多数出使日记所采用的即是王之春“随得随录”和傅云龙“昼游夜记”的方式整理而成，只是有些使臣如张荫桓属于“见闻所及，援笔辄书……既存汉腊，且志游迹”的类型，导致卸任以后发现所记“芜杂过甚，须大收拾”。(46)曾纪泽的日记中有“圈点日记册之应钞者”和“核校从官缮余日记”，(47)想必在出使期间，有暇即会整理其出使纪程。不过，也有所呈出使日记乃取随员散记参订而成，显然有敷衍了事之嫌。(48)

初至海外的使臣，尽管有些在国内曾和外人有所接触，但一下子见识到如此众多的异域面孔，还是豁然有大开眼界的感觉。往往甫登轮，已发现船客面貌各异，语言、国别多不相同，“而形状服饰之诡异”，竟让人有在梨园观剧的错觉，各种怪异之形状，催生“洵属大观”之感。(49)沿途风土人情更是可记异者众多。随船赴欧的前半程，基本与郑和下西洋的线路相近，与他们的前辈一样，出使人员往往注意到了沿途新加坡、马六甲、锡兰、亚丁等地土著居民较深的肤色。(50)袁祖志乃有清一代以述奇笔记著称的袁枚之孙，见到面色黧黑、须发五色俱全的亚丁湾附近岛民，亦不得不述其相貌为“奇形怪状”。(51)第一次到美洲的张德彝，乍见巴拿马一带的土著，竟产生了前述屈大均笔下登洋舶客一般的惊惧之情，觉得当地人“面目肥大匾鼻大骨，黑黄不一，男女老幼，望之如鬼，骇然可畏”。(52)当然欧洲初见华人，也有“相与惊异”的情况。(53)

天下之大，各国人相貌各异尚有可说，以出卖色相为生的妓女，竟然也肌黑如炭，中国人初见之下，则实在难以接受。张祖翼在巴黎的官妓馆见“有阿非利加黑妓二人，肤如漆，唇如血，齿如玉，目闪闪而绿”，直拟之为夜叉，而诧异“不知好色者，岂别有肺肠耶？”(54)不过中国人很快找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跟随马建忠来到印度的吴广霈见到当地土娼，虽也以夜叉比之，但马上感叹道：“吾方以黑媸彼，安知彼不以白丑余。”(55)不能不说颇有庄子式相对论的味道和交换视角的自省精神。

逐渐适应了万国之人面貌各异后，出行者开始较为仔细地观察，一般自然是先将外人和华人的相貌作比较，当赴欧之船刚驶过苏伊士运河来到地中海时，当地人的肤色就不再如漆，从埃及人开始，“肌肤渐作黄色”(56)，因而在国人看来“顺眼”了不少。曾纪泽说：“埃及人多清秀，面白发黑，无异华人。”(57)王之春也觉得苏伊士两岸的土人已经“发黑面白逼近中华”了。(58)亚平宁半岛附近的居民同样常常被认为和华人相貌颇为相近，薛福成较为笼统地表达了意大利“人民形状服式，似稍与亚洲相近”的意思。(59)邹代钧在舟泊意大利南部时，观察到其民“状颇类华人，无深目黄发者”。(60)康有为在欧洲游历时发现，不仅“意人身之长短与华人同”，而且相貌丰腴红润，竟与湖州一地之人相像。不过他察觉到，即使南北意大利人，长相也有不同，南部人较为粗黄。(61)这一点戴鸿慈在之后不久也有所认识，因为具备了近代人种知识，而且有了将肤色和智愚联系在一起的意识，他说：“南部义大利人民色黄而愚僿，北部义大利人民色白而聪秀。”(62)张德彝在俄国见到“塔塔儿人”，即谓其相貌即与华人差不多，而俄军中的不少士兵似“北番人”，其中哥萨克骑兵“色黑黄，貌比蒙古回回”。(63)张荫桓出使美国时，听旧金山的华商说墨西哥首都的房屋等颇有不少类似中国式建筑，有一次见到一对来美国度蜜月的墨西哥新人，新郎“面色类华种”，向张公使展示其以前所拍的着华服照，“乍看几以为华人”。由此张荫桓甚至产生了中国人开发美洲的联想，他认为起码“华人之经商于墨，古亦有之”，只是当时的通信和记载都不如今日发达而已。

另外，在当时的列强殖民地，欧洲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并存，情况与前所述鸦片战争前后，来华外人中既有“白鬼”也有“黑鬼”相似。比如在南非洲的好望角，中国人就注意到“白面人”和当地黑人“呢格娄”的区别。(64)美洲大陆尤其是美国，是一个人种混杂程度较高的地方，不仅有欧洲和非洲来的“白番与黑面”，还有当地“面赤身昂”的“土番”，(65)其不同居民之间差异不小的外貌特征，以及互相通婚带来的混血儿，非常直观地引起出使人员的注意。《瀛环志略》已经有了对美洲“杂人”的分类，(66)张德彝延续了这种说法，并观察到这些父母彼此面色不同而产生的后裔，其肤色也有“黄、黑、红、紫之异”。(67)李圭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美国建国百年纪念的费城世博会，在横贯美国东西部的火车上亲眼见识到赤皮土人，经过问讯才知道这便是早有耳闻的“红皮土番”，或称“因颠”。他又得知“西人称土番为红人，阿非利加人为黑人，己为白人”，并作为脚注记入日记，这样的说法尽管仅及美洲情况，但术语已经相当接近西方近代的人种学说。

有时耳食之知，或许听过了事，而伴随以目见相与刺激，恍然大悟之余，印象更为深刻，或许会更加认同别类之法。(68)在这种眼界所及的直观认知基础上，经过简单的归纳，国人开始能够对不同人种进行甄别。本来，总理衙门对于条约框架中各国一体均沾优待条件一款的解释就是，“中国难于区别某人系某国之人”，(69)此说虽然不无自我开脱的意味，但大体还能反映当日对外人认识的情况。不过，海外游历数年之后，张德彝已经能够在西式服装的掩饰之下，发现着服者是日本参赞官，不仅仅在于其着装“长短肥瘦不能如西人之合体”，身矮、面黄也是露出痕迹的两端。(70)此事今天看来或许不足为奇，须知明治时期日本上层每好以“脱亚入欧”的样子示人，所留存的照片往往误导观者以为是欧美人士。曾经去过俄罗斯的缪祐孙在《俄罗斯源流考》中强调，凡是欧洲人大半都“深目碧瞳黄虬髯”，所以这些体貌特征并不能作为俄罗斯就是乌孙同种的证据。(71)

中国使节人员在海外的游历，除了在直观上亲眼所见沿途和驻在国各类人的体貌外，还通过各种途径体会到西方浓烈的“人学”氛围。(72)近代西方结合地理大探索和殖民地活动，积累起丰富的材料，促使体质人类学大发展，在此时期，相关学问不仅限于科考探险活动和学者们的实验研究，也面向社会，通过展示和基础教育，为公众所知晓和关注，成为一种公共的知识。

详阅各种海外日记，可以发现中国使节人员对于“博物院”、辨“体骨”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通过这些可能前所未见未闻的新鲜事物，他们与近代人类学的相关知识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接触。

在西方，博物馆的兴起和博物学考究实物的风气颇有渊源，黄遵宪评说博物馆特点在于无所不备，“凡可陈列之物，无不罗而致之者，广见闻，增智慧，甚于是乎”。(73)对于一些熟悉中国典籍的使节来说，见到博物馆之初，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有关大禹铸鼎象物的记载。(74)因此，不少人在述及博物馆时，都强调“睹物知名”的效用，(75)标示出其不同于重视文字书本传统的中国学问。首次出洋的郭嵩焘将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称作“布利来斯妙西阿姆书馆”，他用了几千字的篇幅描绘其中各类馆藏，并说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尔雅》所未载的。他也注意到除周二、四以外，全馆对公众开放，“以资期考览”。当然，郭嵩焘还是比较侧重博物馆在“考古”方面的作用，因为“博闻稽古之士”，可于所藏各种古器物，“考知其年代远近，与其物流传本末，以知其所出之地”。(76)与之相仿，刘锡鸿则以“播犁地士母席庵”为“大书院”，他所感兴趣而急欲往观之处，在于“各国之书毕备”。参观之后，他才发现除了书籍，馆中还有“凡天地间所有之鸟兽、鳞介、草木、谷果，山川之精英，渊丛之怪异”，这些陈列在以前所见的博物志类著作中全无记载。不过其认识似较郭嵩焘之便于考古更进一步，他说：

夫英之为此，非徒夸其富有也。凡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梧州，耳目不能追及前古，虽读书知有是物是名，究未得一睹形象，知之非真。故既遇是物而仍不知为何者，往往皆然。今博采旁搜，综万汇而悉备之一庐。每礼拜一、三、五等日，放门纵令百姓男女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77)

王韬尽管看上去对“博物院”和“穆西黎”的对译不甚了了，但是未将博物馆和书馆搞混，他了解到法国首都的博物馆不止一处，其中最有名的则是卢浮宫（他称之为“鲁哇”）。参观之中，王韬已经体会到近代博物馆的一大特点，那就是不仅无物不备，务求齐全，而且馆中陈列安排“分门区种，各以类从，汇置一屋，不相肴杂”。接下来王韬按照博物馆的大致分类列举了生物、植物、宝玩、名画、制造等方面的藏品内容。另外，他在游览了专藏古今各式军器的一院后，能够意识到“阅其所陈战具，亦可悉古今沿革之源流，而行兵强弱之殊矣”，(78)点出博物馆展示所希望体现出来的一种时间流程的标示。这种标示在王韬心目中可能还是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沿革或者考源之学，而在西方线性历史和进步史观的视野之中，则非常明显地带有将各国、各民族及各文明置于历史前进的线条上加以排列顺序和区别文野的意味。

在整个晚清的历史中，西方列强不断地以精利的战具、发达的物质和精博的学问，“逼使”中国人承认他们所划定的这种文野先后。到了20世纪初，这一“课业”已然为国人所熟悉，并深深内化，真心诚意地接受在文明的进程中靠后的排名。(79)这些关于先进和落后的观念，一旦进入内心深处，经眼见之刺激，便会生发出我不如人的感慨。戴鸿慈总论各国博物院“大都以搜罗古物为最多，固凡历史上有关系之器物、文字，与夫野蛮时代饮食日用之具，皆宝贵庋藏之”。同时他也意识到收集展出的目的，在于可以知“工艺进步之迹”，考察各地、各时代人民的“生活之程度”，正是为了“觇人民进化之程度”。此类满篇“进步”“进化”的文字，从清廷高官笔下写出，可以切实感受到其心中的危机意识，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无疑已经在这样一场时间的长跑中落后了一大截。参观了“人类博物馆”（Ethnographical Museum）中各国古今器物之后，戴鸿慈的日记以“针”一物为例，解释“用物智巧之变迁”，并由此引申到如以材质为标准，人类社会有骨、石、铜、铁四个时代。这种将人类历史进行划分的阶段论，配以博物馆中某地、某族仍停留在某阶段的展示，自然震撼人心。强调自省的中国人面对罗致穷尽的藏品，细品时代进步之理，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可知吾国内地人民进化之缓矣”。(80)

这些近于社会进化论的调子，从学理的源头上应当追述到生物进化论。康有为在英国参观“生物史院”时，一针见血地释其名曰：“生物而称史，盖杂存之，而考进化也。”不过显然最为吸引他注意的并不是远古生物的变迁，而是“陈人种以考文野”的部分，对此他大发议论，品评各人种之美丑及其在进化线条上的先后。(81)

近代博览业兴起的另一个标志是博览会的出现，其历史毋庸赘述。1876年李圭作为中国海关的代表参加了费城世博会，看到美国馆中专门陈列有“红皮土番像”，绘画石刻馆中也有“阿非利加黑人像、印度人像”等等，(82)正可谓足迹虽不能涉五洲，而于一博览会中可以遍识大地各处人物。除此之外，当时西方的许多机构都设有类似博物馆的各种陈列馆，供人观览，中国使节足迹所布之处，可以方便参观。

郭嵩焘曾经就考问土石事造访英人“敦兰得”，其本意大抵是咨询当时颇受人关注的矿学，对方将他带至医学馆的金石陈列处参观。从煤炭成型而衍生出关于动植物化石的一番讲解，让他感到“颇多创获”。(83)敦兰得告诉郭嵩焘，掘地所得的象齿和胫骨化石，远较今日之象为大，以说明史前大象体型之巨。此后，郭又赴外科学院参观过大到象鲸、小到蚊虫的各种动物骸骨，在那里他也看到了几十具“人身全骨”和数以千计的骷髅头骨。(84)或许是讲究慎终追远的缘故，一些中国人初次见到人骨陈列，无疑将之与死亡和陈尸荒野留下的枯骨联系起来，显得极不适应。张德彝在参观“白骨园”的时候，猛见之下，不禁“发竖冲冠，肌体生粟”。(85)不过数次参观，见惯不惊，也就渐渐习以为常。(86)他还去外科学院赴茶会之约，见识了其中摆设的“各国人骨”与化石，(87)并认识到在西人的医学院中经常“广列天下各处人兽之骨并一月至九月之胎”，用来方便学者参考使用。(88)曾纪泽在武汉的西医处曾经见识过“人骨全具”，出国之后，还有多次在外科医馆和外科博物院观览人、兽、鱼、鸟各种骨骼的经历。(89)

不过中国的参观者很快发现，陈列在医学机构之中的生人骨架或者头骨，并非仅仅用于医疗上的解剖实验或者讲解，还有明显的区分种类之用。张德彝惊魂未定之际，已经通过直观发现了“天下各国人头黑白不一”的情况。(90)郭嵩焘在参观时也看到“各国种类皆有标记”，他还记录了不同种类的头骨形状各不相同，其中有天然生成，也有后天因素：

西洋各国与中土脑壳皆圆满，西洋深目，目框骨皆倾下，中土圆平，可以辨知之。其亚美利加、阿非利加两地番民脑壳，皆小而削。北亚美利加有自少束其头令扁，或束为长头，令其头后出如瓜，至有束之疾，迫其脑骨以死者，皆穷测其所以然，收其骨为验。(91)

说明尽管以肤色为名称呼不同人种，但骨骼上的差别也受到极大的关注。这从驻德使馆翻译赓音泰的悲惨经历或可见一斑：其足因故折断，并未使用保守疗法，而是听任西医截肢，且断肢为“医院留存，罩以玻璃，置于大厅玻璃柜中，以便人观览，更便西医考察亚洲人之足骨与欧洲者有何区别也”。(92)缪祐孙在俄国的“格致书院”还发现，院中学者能通过骨骼来“辨其为何种人”。(93)

探究骨骼的不同，本是医学和体质人类学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是浸淫在整个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氛围之中，难免走样。博物馆里所陈列的“天下五大洲及各岛之老幼男女”的骨架和人头，或为真品标本，或为演示模型，都注明“何地何种”的详细信息，除了展示“发有短长冗硬，黑黄灰紫之分”外，一定要表现出“脑亦有大小厚薄以别哲愚之异”来。(94)时间一久，多见于此的中国使节便了解层层排列的老幼各种人头，其形状“有高，有平，有前凸，有后拥”，所欲表达和考察的却是区别“人之聪明、鲁钝”。(95)虽然看似科学和言之有据，但用头骨结构和所谓脑容量大小来查考智愚的答案无疑早已给定，无非是人智而兽愚，而人类之中，欧洲人的头脑被视作最为聪颖：

兽颅虽大，其脑浆反小于人，人固万物之灵也。西人云：人脑髓皆半黄半白，黄中所含红点作搆思用，白中所含乌丝作传信用。昔闻人之颖、钝，关于脑壳之大小，今知其不然也。夫五洲海线，欧为最长，非以曲折既多，水之方向屡变，流动不滞欤？脑浆最碎，而分线最多者如之，是故脑壳虽小，而四面凸凹极多，高下量之，则欧洲海线之说也。人之脑随身而增，身加重三十分，则脑自随加十二分。黑人脑壳极大，而外面囫囵如瓠、如馒首，其不灵敏也可知矣。(96)

由此，骨骼学、颅相学在欧洲竟有如走火入魔之势，演变成一种“茀临洛洛基”之学（今或译为“脑相学”，实际就是一种脑相决定论）。郭嵩焘从傅兰雅处得知此种学问，又在与人讨论此学时被称自己的头颅有“必以文学名世”之相，复因对方申论行事当顺“脑气之发现”，而不要勉强，触动了心境，引发出对于朝局的一大通感慨，并在感情上更愿意相信“其言皆为有见”了。(97)张荫桓任驻美公使时，专门从纽约找了个“西人善相者”，此人大谈性情，又就头骨揣摩为相，结束后附赠一书。张荫桓发现西人相法与中国不同，并不从头部的天中算起，主要考究的是眉毛至后脑部分，然而却认为其“所言间有当者”。(98)张德彝显然已经看出这不过就是类似于中国相面之术者，他说：“泰西人向不讲风鉴、卜相、禁忌等事，现英法各国亦渐蹈此辙矣。”(99)不过他在提到奥国皇储自杀之因时，似乎还是相信所谓“脑髓深入脑骨，脑盘渐平，脑皮太宽，以致不时神乱”的解释。(100)

要表述不同人种之间的体貌区别，除了文字描述之外，还有用插图来补充的形式，图像有时可以更加简洁直观地反映各处人民形状和服饰打扮的不同。为了达到此目的，所绘之像应以高度的抽象来显示人种或民族之间的差异。历史上中国人也有过类似今日人种志的书籍，其中不乏插图作为文字辅助手段的例子。明代的《三才图会》就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类书，其中《人物》部分卷十二至十四，罗列了实际存在的各周边民族以及想象中的奇异人类。(101)清代编撰的《皇清职贡志》，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己最早的一部人种志著作，其中每述及一国或一族之人，都配有两张男女插画。(102)随着西方殖民地的拓展和人类学的发达，相应的人种学图像也日渐增多。与中国的情况不同，除了较多地出现在出版印刷物上的绘图，照相技术的发展更有助于人类学考察者随处取镜。平面媒介之外，人类学展示还借助了西方的雕塑传统。各处可见的塑像，不仅有名人纪念和宗教性质，也有很多体现万国民人样貌风俗的内容，作为方便人们“睹人知名”之用。来到欧洲的游历人员，在各种场合见识了这样的展示，并载于游记之中。

水晶宫本是为伦敦世博会所造，是旅英之人常去的景点之一。其中陈列各国之物甚多，宏大如屋宇、铜像，细碎如服饰、器用，分类摆放，别有一厅专门陈列“各州土番之像”。(103)郭嵩焘游水晶宫，对此有所描述，他看到此处所陈，不单是人物塑像，而且将其与山林布景结合在一起，“或北墨利加，或南墨利加，或澳大利亚洲及阿非利加番人”，分布在不同的山头上。(104)当日和郭嵩焘同游的刘锡鸿观察到这组塑像在呈现“野人”的面目发型和唇钉耳牌的同时，还分别作“张弓矢，持戈矛，若斗若猎”之态，颇有场景感。(105)

张德彝第一次去欧洲就参观了水晶宫中的“外邦野人像”，此外他在画阁的集奇馆中浏览时，发现该处格局按照“天下国都人物分间”，其中：

先是北极、北冰洋未化之国黑人，不知用铁，斩木为兵，刻木为舟，身著兽皮、鸟羽。犬拽冰床，所食者羶肉酪浆，所居者韦韛毳幕。又有南极、南冰洋之野人，食人肉，著牛皮。南阿墨利加野人，唇下钉黑铅一块，其口永张，面黄色，散发赤身，茹毛饮血，穴居于野。已化之国，如欧罗巴之英、法、俄、布、日耳曼、大吕宋等，亚细亚之诸回部番邦，日本、琉球、安南、朝鲜、蒙古、西藏等。所有土产服物，无一不有。惟中华土产器皿，较多于他国。有袍套、袑衫、靴、鞋、帽、袜，皆古制。兼有画轴、钞票、铜钱、笔墨等，不可枚记。(106)

从张德彝的纪行之中不难发现，随着分门别间的参观，他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展出方对于天下国都人物的区分，先是所谓未开化的野人，而在已经开化的国家和地区中，又以分属欧罗巴和亚细亚来区别。此类展示中，每一塑像或图画都极具象征意味地代表了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正如康有为所说的“以蜡为人而象其地”。(107)就展出空间而言，使之济济一堂，正表达出全地域或全人类齐聚的寓意。尽管大陆海洋不可移易，但根据办展者的固有理念和想象，可以把整个展览空间划分出不同的部分，让其认为拥有共同属性的画、像归类在一起。比如中国使节笔下的一些照相展览，山水人物齐备，展出布置排列却要“分五大洲”。(108)这样的安排给参观者所带来的观感与一画、一像单独陈列全然不同，在便于游览者将一地散珠般的展品区别归类的同时，也会使布置者悉心安排的背后理路，即对各国、各族及各文明加以分类的想法和具体的分类方式，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初到欧洲的中国使臣在参观时，通过伴游者或者翻译之口，各室各厅在门类上的不同含义和象征被一一点出，无疑使其在直接观感各地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加深了这一种人物究竟在地球全体之中处于何种地位或归于何种类别的印象。

英女王维多利亚在海德公园为其夫阿尔伯特亲王所造雕像之亭，是使者们较多光顾的场所。由出使日记来看，亭边塑像群的布置很好地诠释了以雕塑分布表达象征意义的构思。郭嵩焘来到英国后不久，就前往该处一游。他发现在华丽的亭子四周即有人物塑像数十百人，亭子外第二层石阶上也塑满了人物，不知是自悟还是别人告知，郭嵩焘了解到这些人物塑像“略寓四大洲之意”，其中亭子前方左右，代表亚洲和欧洲的人分别骑在象和牛上，亭后左右两边是骑着骆驼的非洲人和骑着野牛的美洲人。亭子后方和两边有“各肖一国之形”的人像无数。“亚细亚有肖中国衣冠者，科头宽衣大袖，若今时僧服，盖犹古制也。”(109)徐建寅的记载和郭嵩焘有所不同，他说后右一角代表美洲人物所骑为狮。(110)曾纪泽的记录尽管简略，但也提到了四隅所刻代表四洲的土人形象。(111)郭嵩焘还曾在伦敦见识过市长仪仗的巡游，其中有一辆金车，上有代表英国的不列颠女神像，坐在一个地球模型上，车的四角分别是代表亚、欧、非、美的四洲之神。(112)

在现实生活之中，欧洲人对于这种象征性陈列已屡见不鲜，浸润其中，往往能够熟悉地在某种某国人与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间建立起联系。据闻英国当地有乞丐专门要将自己扮成“斐、美等洲野人”，其手法是“头顶鸟羽，身披鹿皮，面涂红土或染黑漆”。(113)显然，在装扮者和观众的认识之中，面色之红、黑就是美洲及非洲土著居民的最大特色。有时中国使者见惯此种伎俩，也能知其意。伦敦市长夫人曾邀已任驻英公使的张德彝和他的孙女参加儿童变装舞会，其间“各孩装束可随意改扮为今古本国他国官民蛮野”。或许并不认同这种形式，张的孙女只是略作打扮，“双髻戴花”而已，会场中的其他小孩却奇形怪状毕现，打扮成中国、日本者，自不难认，而见一“面涂红垩”、头顶鸟翎的男孩，张公使一望便知其为“北美洲西印度之野人”了。(114)西方的化妆品在生产销售之时，也不忘针对不同的用户，扑粉有专为亚洲人设计者稍黄，为非洲人设计者稍黑，只为“各如其面也”。(115)脂粉的颜色不同或可谓制造厂家考虑到各种消费人群的分别，却足见肤色作为种族的属性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出国途经各地，自能观察当地居民的相貌，在博物馆等机构中，也能看到不同的画像雕塑，然而当时的欧洲还有别的机会见识到各种人物。首先自然是各国之间人员的来往，与中国使节成为当地民众围观的对象同理，别的国家的出使人员也成了中国使节眼中的一道风景线。张祖翼有一次见到印度土王来贺英国女王，“五色金缠首，身披花袄，黑面虬须，如佛经中所绘西番象奴状”。(116)张德彝也在柏林的咖啡馆隔窗遥望过前来庆贺德皇即位的“阿斐利加西北临海墨娄库”使者，称其人“身貌魁伟，赤面乌须，深目隆准”。(117)

另一种更类似于人类学展示的情况则是，主动将一些被认为是奇形怪状的人带回，专供参观。这些人或是通过考察旅行时的发现，或通过殖民地关系，被带到欧洲展出，较画片和塑像更加生动。郭嵩焘在水族院就看到过“北冰海”男女四人，由英人打鱼漂至者带回，善养鹿，故其日用穿着皆籍鹿皮。捕鱼者出资方将四人请来，郭还因此感叹“英人之好奇如此”。(118)两天后，不知是否得到了消息，张德彝和凤仪、李荆门一起到“阿奎良木”小酌，也看到了新来的“拉埔兰”人，他觉得这些人和蒙古人长相相近，而入观的门票是一先令。(119)此外张德彝还记录过他所见识的另一次真人展示：

有一美国之本籍德国克伦村人某甲，年二十余岁。由赤道南二十度，北京东八十四度零之萨么阿岛中携来黑人七名。年皆二十上下，相貌身材似泰西人，皮色紫黑，齿白唇红如斐洲人。身由脐下以黑白等色漆至膝盖之上，本皆赤身，又自脐下至膝上围红毡一条，因天凉又背负红毡一块。皆以假发罩首，色黄而氄，有作大倭瓜形者，有直束如草而蓬松者，大似斐洲人矣，然必如此修饰，方觉壮观。(120)

有些真人展示并不带有种族色彩，只是体格上异于常人，不过利用人们好奇心盛以卖票获利。比如曾纪泽曾经带领家人一起看过侏儒表演，并认为这是他出洋以来所见过最为新奇之物。(121)早在同治年间，中国长人詹姓者和矮人黄姓者就在欧洲各地展出，(122)与之相遇的中国使臣除了追问其身上官服的来历，并没有多想。但是渐渐的，各种人类学展示现场出现的中国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开始有了别样的滋味。

道光洋艘征抚以来，一次次的失败和城下之盟的屈辱，也一次次地消磨尽了中国人原有的自信力。张德彝参观的集奇馆，中国还与欧洲诸国同列在已化国家的行列中，表面上看来并无二致。更清楚中国积弱的郭嵩焘，注意到法国荣军院里陈列非洲、美洲和各海岛的土番，竟有中、日、印人错杂其间，不禁“对之浩叹”。(123)张荫桓参观美国的餐馆博物院，赞叹各国种人的雕像“眉目如生”之余，见所陈华人男女各像则甚为不悦，直斥其“冠服失度，直刍灵之不若”。不但雕像“鄙陋”，馆藏的中国器物也“绝无佳品”，其中竟然还有鸦片烟具，可谓“琐屑之极”。(124)康有为见到水晶宫的各国种人像时，知其所自“皆英之属地，与德之属国院同”，而在德国的属国院，他看到有胶州湾地方海关道旗仗，与黑人并列陈设，勃然大怒，认为这是“轻贱我同于非洲之黑人”。(125)等到梁启超游历新大陆之时，“博物院中之绘塑”在他眼中基本等同于天演铁律下劣败者的归宿，一边是“红印度人”经历的惨痛，一边是对于祖国现状的忧心，怎能不叫君子观此而“肤粟股栗”。(126)

从日记的记述来看，在出使之前，使者们或多或少有所准备。出国之前补充海外知识的传统并不始于晚清大规模的出使活动。在郑和下西洋时，随船的相关人员就有过如此准备，明显的例证是马欢提到自己以前阅读《岛夷志略》的时候，曾感叹天下之大，各不相同，而在出使之后则体会到书中所说不误，且有更让人不可思议之处。(127)

晚清出使人员在海外知识和西方学问上的准备，主要还是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和书籍。这些书籍大致能够分成两种类型，第一是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有关域外的史地介绍，其中自然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最为人所熟悉。两书编写形式相当不同，《瀛环志略》更接近西方全球地理书写的模式，对大洲诸国进行分门别类，并以这样的分类为基础，形成章节，整体阅读起来较为明晰，临时需要阅读某国相关部分也易于索引。早在斌椿和孙家榖的使外纪程中，就已经多次提及《瀛环志略》。徐继畬曾在斌椿出行之际，赠送他一部《瀛环志略》，而且为斌椿的出使日记《乘槎笔记》作序，想必两人关系不错。斌椿在笔记中称赞徐书是在“访查各国形势利病”的基础上，“博采众说，汇集成书”，即便是西人也都认为此书允当。他多次在亲履其地之时，翻出《瀛环志略》加以参考和印证，发现书中所载大抵不诬。在乘船过了锡兰之后，斌椿说自此前行，皆是自古未通中国的地方，不能以故籍加以考证，除了各国翻译的地图，只能仰仗《瀛环志略》的记载。(128)孙家榖认为《瀛环志略》尽管稍嫌不详，但是各种著述之中，“尚堪尽信”。(129)黎庶昌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表示，在经历各山川都市之后，发现《瀛环志略》所载各处风俗人物“十得七八”，所言不谬。(130)

《海国图志》一书属于中国传统的丛钞性质，前后修订数次，结构比较复杂，卷帙较巨，所以相对利用率不高，但是在薛福成比较日耳曼译法的时候，也引用了《海国图志》的说法。(131)此外其他中国传统海外舆地论著，也是了解域外情况的重要材料。斌椿出洋之前，收到可资备览的赠书还有《海外番夷录》等。(132)王之春在《使俄草》中引用过《瀛环志略》，同样，《海录》《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和《薄海番域录》也是其参考的对象。

清人旅外所借助的另一类书籍，则是外人的中文著译书籍或是外人编辑的关于西学的期刊。斌椿收到过传教士卫廉士赠送的《联邦志略》和丁韪良赠送的《地球说略》。(133)薛福成在讨论关于澳大利亚的问题时，除了《瀛环志略》和《海外闻见录》之外，还专门提及澳即《职方外志》中所谓的第五个大洲。(134)曾纪泽无疑是使者群体中读书最为用功的一人，对中西人所著皆有所涉猎。他的日记对于每日所读之书记录甚为详细，出使之前就已经阅读过《瀛海论》等国人著作，也看过徐建寅“所译外国书”以及《博物新编》《地理全志》《格物入门》等。即便是出国之后，他天天读书的习惯仍然保持，在使馆或旅途中，留下了观览《瀛环志略》和日人所著《万国史记》等书的记录。另外其读书清单中经常出现《中西闻见录》和《格致汇编》两份刊物。(135)郭嵩焘早年在上海参观墨海书局时，受赠过《遐迩贯珍》数部，从时间节点上来说，这是在咸丰六年（1856）二月，而提及人种分类的《人类五种小论》和《续地理撮要》，已分别刊登在《遐迩贯珍》1855年第3号和第9号了，只是郭嵩焘日记中未言及此。(136)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不管是《海国图志》《地理全志》之类的地理类书籍，还是《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这样的西学期刊，都曾经刊载过关于人种分类说方面的知识，但是在出使日记当中，除了薛福成有所引述外，几乎没有提及任何这方面的内容，即便在眼见各种人类或是参观人类学展示时，中国使者也会使用黑人、红番之类的词汇，却未能在人类整体的范畴内讨论人种分类的话题。当然，以现有的资料来看，很难说这到底是阅读者未曾注意，还是即便看过，也抱“存而不论”的态度。(137)对比薛福成关于人类分种的文字，可以发现其表述并非来自任何一本前所提及的书刊，很可能是使馆中其他人员或者是法国人告诉他的。

在众多使节之中，黄遵宪是一个特例，不仅因为他最早提及人类按照肤色分种的观念，而且理解和运用相形之下显得较为超前，在他的诗歌中，常常能够看到“黄种”“白人”等称呼的出现，说明其早已熟知这些概念，并且能够入文入诗。相比抄录摘引西人著作却不甚在意内容者来说，黄遵宪在人种知识的接受方面算得上是先行者。(138)

提到人种分类说的时间，薛福成晚于黄遵宪，但也早于《格致汇编》的《人分五种说》。随后，身在欧洲的薛福成看到了日本人讨论人类社会的著作《人类社会变迁说》，并在日记中摘引了大致观点，其中说高加索人已开风气，势力强大，此外为数不多的能自立之国多在亚洲，中国已经为之包围，日本也很危险，慨叹如此发展下去，高加索人终将统领全世界。此书似对薛福成冲击颇大，只是于“高加索人”的所指，他好像不甚了了。在之后一段差不多的论述之中，薛福成还是使用“欧人”或者“欧人种”这样的讲法，很可能他对布鲁门巴哈所创人种名称并不习用，仍旧习惯以大洲之分的方式来谈论世界局势。(139)

此后，薛福成再次提及人种分类之说，这段论说所使用的人种名称术语依然是以肤色来辨别的。他在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先是述及全球各洲人口数，接下来又记录道：

肌肤之色，皆缘水土之殊。比类参稽，可分为六；大抵黄色人族约六垓二京五兆有奇，白色人族约五垓七京有奇，黑色人族约二垓一京五兆有奇，半黄半白色人族约六京五兆有奇，淡黑色人族三京三兆有奇，杂色人族约一京五兆有奇。以上虽分六族，而历代以来，婚媾相通，彼此互为夫妇，有难过为分别者。总之，今之著名族类，一黄一白耳。黄人管辖五洲之东方，约占五洲十分之一二；白人辖欧美澳洲及亚洲之西壤，约占十分之八九。此其大较也。

第二天的日记中，薛福成将各人种的分布情况详细罗列出来：

论黄人之文学，中国实肇其端，亦独臻其盛。武功则应让蒙古首屈一指，如元太祖之以次臣服中国、印度、俄罗斯，何其伟欤。白色人族，又名雅理翰族，盖因上古之世昆仑山有雅里翰一种人。其苗裔南至印度者，肤色白于印度人，故兼以白人名，既而西行至欧、美二洲，纷纷占籍。其发有黑色、黄色之别。成周之世，白人文学著名者，推印度、波斯，战国以迄秦汉，以希腊、罗马为文人渊薮，近则白人文学遍于欧、美二洲矣。黑色人族，其居处皆在赤道之下，天时炎热，盖阿洲族类也。东以太平洋为界，西以中美洲为界。黑人一族从古无著名之国，近百年来始有人教之读书识字，或被他国虏以为奴，迄今未能尽绝也。半黄半白色人族，如古时印度西北之巴庇伦及苏利耶、埃及诸国。溯夏商周之世，此族人之名望，四远咸知，各洲政教之出其右者，惟中国耳。淡黑色人族，即南洋之巫来由人也。此种人大半生南洋群岛，而迤东至太平洋一带。其文学亘古罕闻，惟祖述亚纳伯所制文字，亦无干济之才可以名世者。杂色人族，亦分两种，四百年前欧人初至美洲，见有一种土人，肌肤略带红色。究所从来，相传不一，或曰黄人之流亚也，从亚洲转徙至此。考其著名之两国，曰墨西哥，曰秘鲁，然两国素无文字，往往结绳纪事，居然有上古遗风焉。(140)

这两日的日记，考其出处，可见实际上基本来自李提摩太的《八星之一总论》，两者在人种区分、人口数和体貌描述等方面几乎一致。从时间上看，薛福成很可能是读到了国内寄来的《万国公报》，抄录于日记之中。(141)其出使日记还有不少关于全球各洲、各教人口之数的记载，或是翻译自西人报章及书刊上的统计资料。不过对比其三年前的日记，尽管都以肤色作为分种的标志，但两者的分类基本没有相同之处。薛福成本人在日记中似也未将两种说法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很可能只是他一系列西方知识和情报会钞中的一部分，这些知识实际上对他没有太多的影响和冲击，也没有成为他思维世界中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之一，只能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存而不论”而已。

张德彝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常年担任使馆的翻译，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是公使重要的消息来源和传递者。一次，驻英公使罗丰禄嘱咐张德彝翻译一篇报纸上看来的文章，题为《中国变时论》，作者“道显古”，张德彝也不清楚到底是何许人物，其中有一段讲中日之间宜行联合之策，认为中日“人类本同”，当齐心协力，方不致有唇亡齿寒的危机；还说如果中日两国联合，德皇之前的预言就显得极有先见之明，那就是将来会出现“白种与黄种之交兵、贸易，彼此争雄”的情况。(142)尽管是翻译引述，却能看出张德彝的译文使用“白种”“黄种”等词汇，说明他对这一组概念有所了解。之后张德彝在日记中专门记录“西国以天下人之面色分五大种”，分别为白、黄、红、紫、黑，其中：

白者名阔喀西安，字本俄南界喀斯边与黑海中之阔喀色斯山为欧罗巴及亚细亚偏西一带者，共约五万万四千五百五十万人。黄者名蒙勾里安，字本蒙古为亚细亚洲之中东南北者共约六万万三千万人。另种黄面人名哈米堤克，字本亚当夏娃之次子哈木名在阿斐利加洲北界，共约六千五百万人。红者名阿美里加印的安，字本克伦柏之初得美洲西印度在南北阿美里加洲，仅有一千五百万人。紫者名普欧里内斯伊安，字本普欧里内奚亚或马来安，字本马蕾，二皆南洋群岛总名在南太平洋一带群岛，共约三千五百万人。黑者名呢格娄，字本呢格尔或柏斯翟斯蛮斯、或卜什蛮、或班图、或霍坦土特，以上皆斐洲人种类名在南阿斐里加一带，共有一千一百十五万人。统计天下人共十四万万四千零六十五万。(143)

这段记录很可能是摘自西人的统计资料或者人种简介，在摘抄之余没有见到作者予以评论。不过，张德彝对于黄白两种的议论还是有所印象，数年之后，当他成为驻英公使时，议论宗教应当和而不同，各国百姓各信其所喜，“彼此往来，不分黄白，不分强弱，温和相处，永享升平，实为天下生人之福”。(144)这一美好的愿望中的一项，就是无论黄种白种，应该不讲种界，和平共处，可见张德彝此时对于人种分类和尘嚣直上的黄、白种争的论调了然于胸。

戴鸿慈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时已经了解地球之上，分分合合，以国为单位，而且人种如语言、宗教一般，是“永永存在不可磨灭”的。(145)在奥匈帝国领有的匈牙利，他出席了农部大臣代表东道国举办的宴会，并答词称中国和匈牙利种族相同，将来想必更能增进友谊。日记中还有一段按语，专门解释中、匈同种族之说：

匈牙利与蒙古同种，实汉代匈奴之后也。其人黑睛黑发，声音、容貌多与吾国人相近。又据招待员某言，匈人姓氏，皆在名前，而泰西诸国率姓在名后，此亦其与中国同源之一端也。

此处“蒙古”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所习用的蒙古概念，而与高加索、尼格罗相对应，是近代人种分类中的一种。戴鸿慈获悉匈牙利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归属奥国君主兼领，但是基本保持独立的姿态，首相、议会和各部俱全，自行其政，经济上，农工矿诸业并兴，首都布达佩斯也俨然一大都会。他不禁感慨道：

蒙古利亚种皆居亚洲，惟匈人孤峙于欧罗巴之中央，人民朴实少华，而志士迭起，时时有独立之思，孰谓黄种也而无健者乎。(146)

由此可见，戴鸿慈不仅对于“蒙古利亚种”等概念相当熟悉，而且已经明显认同自己所在的“黄种”，故而外交辞令之下，包含对匈牙利的亲切和冀望真情。

中国使臣在海外的大开眼界，可以算作“睹物”，而能否做到“知名”，则在于心中是否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新见新闻不断加以消化，又能转变成为新的知识储备。出使各臣的身份来源和知识储备全不相同，“人之度量相越”远甚，(147)所以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心境见到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想法；(148)而不同的人如果有着同样的考虑，目睹一物，则会自然而然产生相同的联系。(149)

薛福成谈起人类分种的缘由，乃是法国巴黎荣军院中的各种陈列。那么其他人在参观院中展品的时候是否也会生发出类似的观感，或对人种知识有一描述呢？郭嵩焘对于野番像中杂错的中国人形象，只能望之“浩叹”而已；其他中国人游历至此，所关注并陈述的，并非院中陈列土番形象而引发的关于人种分类的认识，而是更关心其中来自中国的展品。黎庶昌很专心地记录下了由中国流至的枪炮铭文，(150)张德彝也特别提到兵器陈列中有中国的铜炮。(151)张荫桓参观院中“各国种人”之后，则很谨慎地表达了“象形惟肖，然未经见者，殆难遽信”。(152)

值得注意的是王之春的《使俄草》，该书以诗、记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作者的游历所见。王之春也去过巴黎的荣军院，在当日的记载中留下了一段和薛福成所记几乎一致的文字，不仅是对几个陈列馆的描述，还有天下人共十有五族的具体区分。唯一不同点在于，王之春说“地球人有黄、白、紫、红、黑五种类”，和薛福成的白、黄、黑、红四种有所不同，王之春还补充说明：“中国为黄种，美洲为紫种，欧洲为白种，南洋、阿洲则红、黑两种”。(153)其笔下地球人分五种类更接近当时流行的说法，其来源当出自薛福成日记之外。尽管如此，王之春对于五种肤色和具体人种的对应还是与通说有别，一般被认为红种的美洲人被其称为紫种，而多以棕色作为表征的南洋地区之人则成为红种。统观王之春的游记，多处指名道姓地提及薛福成的出使日记，(154)所以很难判定他是否袭用其说，同时又掺以己意，甚至故意掩人耳目。除上述文字外，还有一些关于人类分别的内容也是如此。比如，他也在船只航过地中海之后，总结所见各处人民的情形：

历观亚丁、锡兰诸埠，虽经洋人垦辟，而其民人终黝黑蠢陋，与鹿豕无异，仍有狉狉獉獉气象，即所见越、缅、印度、阿拉伯各种人亦然。(155)

他还将这些地方的人与中国、欧洲等处之人加以比较，看似在旅途之中有感而发，实际上除了文字有所不同之外，基本和薛福成途经当地的议论无二。(156)若《使俄草》据人之说作为己用，除了心意相合及图方便之外，也说明当日中国人关于人种和人类分别的新知识来源有限。王之春曾经编撰过《防海纪略》《国朝柔远记》等，在当时还算见过世面的洋务人士，仍需借鉴前使日记，国内足不出户的读书人则更无论矣。

王之春在游记中提及阅读其他使臣日记的情况，在别的使节日记中也经常能够见到。(157)因为驻外公使对于驻在国以及出使工作的具体情况未必很了解，有关书籍相对贫乏，阅读前辈们的日记或有帮助，也是出使前的准备之一。另外，出使人员出示日记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如吕海寰在给《六述奇》作序时就称，张德彝曾以自己的日记相示。(158)曾纪泽在与李凤苞见面后，也得以阅其日记。(159)郭嵩焘在回国之后，还收到过黄楙材的《印度杂记》《游历刍言》和郑观应的《南游日记》等。(160)除了出使人员，早期游学生也有将日记交给驻在公使的惯例，郭嵩焘记载了检查各官学生日记的情况，他特别看重留英学习海军的严复，并在日记中大段抄录严复的日记。(161)薛福成也记录过学生王丰镐将日记送阅的情况。(162)

至于出使日记为国内人所见，大概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比较私密性质，是友朋、同僚、亲戚之间的借阅传阅，曾纪泽在日记还没有结集之时，就用“洋纸连印之法”摘录数日寄给家中长辈。(163)另一种则是在国内公开出版。总理衙门在《使西纪程》毁版事件之后，就不再将使者日记全行出版。不过晚清各种出版机构林立，张德彝所说的著作如林、脍炙人口虽有夸大之嫌，至少表明公开出版的出使日记并不少见。他谦称其述奇不过是“持此破睡魔”的读物，(164)但国内无条件远游的人还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发现《航海述奇》未经同意即被《申报》馆印刷出版时，去信要求刊登说明，其中略云：

曩者，彝随斌友松郎中出使泰西，察访风俗，有随笔日记一编。旋京后，因戚友索观，乃将原稿奉给，并未修改。是编虽有名有序，无非一时自娱，初无灾及枣梨之意。昨由泰西回华抵沪，闻已经贵馆刷印，不知稿由何人所寄，殊觉诧异。忆十五年前未尝学问，语言粗鄙，不胜惭愧，今既印售，噬脐无及，愿观者谅之。(165)

张德彝不清楚到底是谁把自己的游记寄到报馆，也并不追究擅自刊印的责任，只是表示水平有限。黄遵宪在与日本友人笔谈时称，由于国内询问日本事的信件纷至沓来，为了不一一应答而作《日本杂事诗》，不想此稿被王韬携去刊印公布，并非自己本意。(166)张、黄两人的遭遇只是当日出版界尚无著作权意识的一个侧影，经过寄送、擅印等种种途径，海外游记逐渐在国内流传开来。

不过在当时，无论是出使人员还是出使日记，士人的口碑皆不甚佳。陈炽说泰西的使节职分甚重，修好、侦敌、护商皆其所需为，反观中国“使馆节省经费，杜门谢客，声气不通”，使节对当地军政商情，大多隔膜，无非优游，在仕途上混一个出过洋的履历，坐等三年回国后，保升其他官职，实不能免滥竽充数、尸位素餐之指责。(167)戴鸿慈在专论考察西方政治时，也说指望不上使臣的日记，只是语气还算客气，认为三年专门处理外交事务，可能没有时间来整理记录。(168)郭嵩焘看过刘锡鸿的日记后认为，其貌似闳博，实际上不过是抄录翻译官马格理等人之言，并没有什么心得。(169)戊戌年间，兵部候补主事杨芾上书言出使事，指本朝公使出国多年，回来时不过剽窃一些西书作为日记。(170)《英轺日记》自称不敢过于非议前辈，却指近人出洋日记中首屈一指的郭嵩焘《使西纪程》和薛福成《四国日记》也有问题，“郭书简略未经完备，薛书则多系紬绎报章，无关宏谊”。(171)

唐才常在专论出使的《使学要言》一文中称，中国派遣公使驻外，不过是不得已之举，对出使人选来说也就是多了一种官场渠道，犹如往日通判、同知三年熬成知府、道员，其术全在钻营。出使游记也就是打听些当地传闻，堆砌成书，用来帮其加官进衔，或博取撰述通雅之名，佳者寥若晨星。(172)唐才常怒其不争，言辞不无过激之处，但大体可以代表那一时期读书人对于出使日记的总体评价。尽管如此，游记仍然是时人了解列国和西学知识的重要窗口。

康有为自称17岁时就已经看过《瀛环志略》，之后又饱览“诸人游记”。(173)在谈学问门径的《桂学答问》中，于政俗类专门辟出游记一门，罗列了以为可观的《使西纪程》《曾侯日记》《环游地球日记》《四述奇》《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使东述略》等数种，其中张德彝的游记详细，薛福成的则能有考据，其余虽大都鄙陋琐碎，“然皆可类观也”。此语看似不得已求其次，却能反映一班无游历经历却向往了解西方和新学的读书人的心境，尽管并不看好出使游记日记，限于条件又不能舍弃不观，只能借以获得所需的知识。梁启超1896年编纂《西学书目表》，将当时已刊、待刊的西书以纲目形式罗列一过。上半部分将西学分门别类，下篇则专有“游记”一类，主要是“西人游历各地”之书。表后所附“中国人所著书”中，游记类最为大观，共列有48种之多，一些被归入“地志”“议论”的书籍，实际上也是游历之后的产物。(174)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梁启超甚至坦言：

中国人言西学之书，以游记为最多，其余各种，亦不能以类别，今用内典言人、非人，化学家言金、非金之例，区为游记类，非游记类二门。(175)

尽管最后成书的书目表和序例有所不同，但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游记的分量可见一斑。

清末士人阅读出使日记，并转引其中人类学和人种分类的知识，唐才常的《各国种类考》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维新派所办的《湘学报》开始连载唐才常的长文《各国种类考》，(176)之后该文被整理收录于唐才常的文集《觉颠冥斋内言》卷三之中。(177)《各国种类考》体例完整、篇幅较大，是清末关于人种和民族状况的一部重要论著，其以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的顺序，论述了各国的种族情况，而篇首的《自叙》和《五洲种类总考》，则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角度集中讨论人种分类的问题。(178)由于唐才常延续了类似于魏源“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编撰思路，基本采用材料汇编和按语相结合的形式，所以《各国种类考》中大量引用当时所能看到的各种中文西学书籍。(179)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并以此来考察唐才常乃至整个维新士人团体关于人种知识的来源。比如在《五洲种类总考》开篇，唐才常就有一段引文：

《格致汇编》：西国常以人分五大类，一曰蒙古人，一曰高加索人，一曰阿非利加人，一曰马来人，一曰亚美利加土人。以肤色分之，则曰黄人、白人、黑人、棕人、红人。又有格致家将亚美利加土人与马来人、蒙古人为一类。又曰：近来西人考究各国语言多有相同处，可知五类之人，原为一脉，而属同类之人。(180)

石川祯浩指出，这段文字基本引自《格致汇编》刊载的《人分五类说》一文，表现出“维新派如饥似渴地吸收外来的新知识”，进而破旧立新，“获得了新的世界观”。(181)除了传教士的影响之外，石川认为唐才常的知识还来源于日本人的著作，尤其是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182)的确，唐才常引用冈本监辅之处甚多，几乎每一大洲《种类考》都以《万国史记》的内容为起首。

其实，如果仔细研读《各国种类考》，便可发现，其人种知识，除了西人和东人的著作之外，还别有来源。《五洲种类总考》中，唐才常在引《人分五类说》之后，有一段按语：

洴澼子曰：西国蜡人院，罗列地球人种有四：白种、黄种、黑种、红种。其族有十五：陪而陪族、黑人族、北美印度族、中美印度族、南美印度族、柏布族、爱斯既马达族、欧洲印度族、乌拉朵阿尔堆格族、蒙古族、爱拿族、排思格族、达拉惟弟爱吴族、巫来由族、阿剌伯族。由此观之，可见西人辨析种族之学，至严至精，无微不入矣。惟精也，故见凤仪而知为蒙古种，见李凤苞而知为老子后；惟严也，故摈野蛮于公法外，而视为天律，鹿豕红黑诸番族，而甘叛其平等之微言。然则地球种祸，殆深伏于人心，而跂跂脉脉泯泯棼棼之众，将狼奔豨突，角触人世界中，无已时哉。今之君子，将遂委心任运，听命于不知谁何之天，则印度贵种婆罗门，未尝不衰绝，数千年后而地老天荒，更孰抚残碑遗碣、麦西哥文字与掘洪荒之枯骨，起而哀之、祝之、神明之也。乌虖，酷已。(183)

实际上，唐才常本人并没有海外游览的经历，这段按语前半部分有关罗列地球人种的描写，毫无疑问引自薛福成日记，而且地球人种的陈列之处并非唐才常所说的西国蜡人院，而是荣军院。

薛福成日记的时间早于《人分五类说》，唐才常在报章连载的《各国种类考》中，只提到了薛的记述，《格致汇编》引文则要到整理编辑《觉颠冥斋内言》时方才收入。由此可见，传教士系统出版的刊物和日本人著作固然对唐才常有所影响，本国出使人员的日记也是其吸收人种知识乃至了解远西各国的重要途径。(184)

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也和晚清的出使人员有关，作者曾将此书出示驻日参赞黄遵宪，要求指正。(185)《万国史记》中的相关文字，或许受到晚清人著作的影响，以唐才常所引用的部分为例，冈本书中将美洲混杂人种分为“或土母白父，或黑母白父，或黑母土父”三种，(186)和《瀛环志略》所说完全一致。(187)实际上，不同种族间通婚的情形应该更加复杂，两书分出相同的三类，或许显示《万国史记》参考了《瀛环志略》。另外，“见凤仪而知为蒙古种，见李凤苞而知为老子后”的故事，也见于出使日记，当事人李凤苞在《使德日记》中记道：

及来欧洲，方知有终身探讨中国古文、诗词及满蒙文字，苦心孤诣至死不变者。且有妇女详考亚细亚古民种、古文字、古诗词者。凤仪在英遇垂髫女子，指曰：此人头颅是蒙古种。苞在巴黎遇人，谓是老子后裔。适郭大臣在座，甚奇之。(188)

郭嵩焘对此事也有记载，并且详于当事人的日记，提到指认李凤苞为老子后裔者是他在巴黎遇见过的博物院教习嘎得勒法斯，并称：

嘎得勒法斯精于格致之学，多通中国典籍。见李丹崖，语马眉叔云：“此君当为老子后人。”问何以知之，曰：“吾读老子书，好之，遂考求老子为人，并得其像。见此君体骨，犹老子之留贻也。”往在英国，有一妇人见凤夔九曰：“君必蒙古人也。”问何以知之。亦以骨格对。(189)

通过对唐才常的《各国种类考》所引资料的辨析，可以发现海外游记与晚清人种分类知识的获得、传播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关系。尽管从使臣的日记来看，这些知识并没有引起亲历者足够的重视，更毋庸言人种分类之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掀起的那般波澜，但日记中所载，出使人员们目见的人种缤纷和偶一提及的西方人种分类知识，却实实在在地被国内士人所关注和吸收，成为人种论述中的知识资源。

自己几斤几两重，都来算算

出生年的重量：

1941：6钱 1942：8钱 1943：7钱 1944：5钱 1945：1两5

1946：6钱 1947：1两6 1948：1两5 1949：7两 1950：9钱

1951：1两2 1952：1两 1953：7钱 1954：1两5 1955：6钱

1956：5钱 1957：1两4 1958：1两4 1959：9钱 1960：7钱

1961：7钱 1962：9钱 1963：1两2 1964：8钱 1965：7钱

1966：1两3 1967：5钱 1968：1两4 1969：5钱 1970：9钱

1971：1两7 1972：5钱 1973：7钱 1974：1两2 1975：8钱

1976：8钱 1977：6钱 1978：1两9 1979：6钱 1980：8钱

1981：1两6 1982：1两 1983：7钱 1984：1两2 1985：9钱

1986：6钱 1987：7钱 1988：1两2 1989：5钱 1990：9钱

1991：8钱 1992：7钱 1993：8钱 1994：1两5 1995：9钱

1996：1两6 1997：8钱 1998：8钱 1999：1两9 2000：1两2

2001：6钱 2002：8钱 2003：7钱 2004：5钱 2005：1两5

2006：6钱 2007：1两6 2008：1两5

出生月的重量：

一月：6钱 二月：7钱 三月：1两8 四月：9钱

五月：5钱 六月：1两6 七月：9钱 八月：1两5

九月：1两8 十月：8钱 十一月：9钱 十二月：5钱

出生日的重量：

初一：五钱 初二：一两 初三：八钱 初四：一两五 初五：一两六

初六：一两五 初七：八钱 初八：一两六 初九：八钱 初十：一两六

十一：九钱 十二：一两七 十三：八钱 十四：一两七 十五：一两

十六：八钱 十七：九钱 十八：一两八 十九：五钱 二十：一两五

廿一：一两 廿二：九钱 廿三：八钱 廿四：九钱 廿五：一两五

廿六：一两八 廿七：七钱 廿八：八钱 廿九：一两六 三十：六钱

出生时辰的重量：

子时（23-1点）：一两六 丑时（1-3点）：六钱

寅时（3-5点）：七钱 卯时（5-7点）：一两

辰时（7-9点）：九钱 巳时（9-11点）：一两六

午时（11-13点）：一两 未时（13-15点）：八钱

申时（15-17点）：八钱 酉时（17-19点）：九钱

戌时（19-21点）：六钱 亥时（21-23点）：六钱

批注诗：

2两1：短命非业谓大凶，平生灾难事重重，凶祸频临限逆境，终世困苦事不成

2两2：身寒骨冷苦伶仃，此命推来行乞人，劳劳碌碌无度日，中年打拱过平生

2两3：此命推来骨轻轻，求谋做事事难成，妻儿兄弟应难许，别处他乡作散人

2两4：此命推来福禄无，门庭困苦总难荣，六亲骨肉皆无靠，流到他乡作老人

2两5：此命推来祖业微，门庭营度似希奇，六亲骨肉如水炭，一世勤劳自把持

2两6：平生一路苦中求，独自营谋事不休，离祖出门宜早计，晚来衣禄自无忧

2两7：一生做事少商量，难靠祖宗作主张，独马单枪空作去，早年晚岁总无长

2两8：一生作事似飘蓬，祖宗产业在梦中，若不过房并改姓，也当移徒二三通

2两9：初年运限未曾亨，纵有功名在后成，须过四旬方可上，移居改姓使为良

3两：劳劳碌碌苦中求，东走西奔何日休，若能终身勤与俭，老来稍可免忧愁

3两1：忙忙碌碌苦中求，何日云开见日头，难得祖基家可立，中年衣食渐无忧

3两2：初年运错事难谋，渐有财源如水流，到的中年衣食旺，那时名利一齐来

3两3：早年做事事难成，百计徒劳枉费心，半世自如流水去，后来运到始得金

3两4：此命福气果如何，僧道门中衣禄多，离祖出家方得妙，终朝拜佛念弥陀

3两5：生平福量不周全，祖业根基觉少传，营事生涯宜守旧，时来衣食胜从前

3两6：不须劳碌过平生，独自成家福不轻，早有福星常照命，任君行去百般成

3两7：此命般般事不成，弟兄少力自孤成，虽然祖业须微有，来的明时去的暗

3两8：一生骨肉最清高，早入学门姓名标，待看年将三十六，蓝衣脱去换红袍

3两9：此命少年运不通，劳劳做事尽皆空，苦心竭力成家计，到得那时在梦中

4两：平生衣禄是绵长，件件心中自主张，前面风霜都受过，从来必定享安泰

4两1：此命推来事不同，为人能干异凡庸，中年还有逍遥福，不比前年云未通

4两2：得宽怀处且宽怀，何用双眉总不开，若使中年命运济，那时名利一齐来

4两3：为人心性最聪明，做事轩昂近贵人，衣禄一生天数定，不须劳碌是丰亨

4两4：来事由天莫苦求，须知福禄胜前途，当年财帛难如意，晚景欣然便不忧

4两5：福中取贵格求真，明敏才华志自伸，福禄寿全家道吉，桂兰毓秀晚荣臻

4两6：东西南北尽皆通，出姓移名更觉隆，衣禄无亏天数定，中年晚景一般同

4两7：此命推来旺末年，妻荣子贵自怡然，平生原有滔滔福，可有财源如水流

4两8：幼年运道未曾享，苦是蹉跎再不兴，兄弟六亲皆无靠，一身事业晚年成

4两9：此命推来福不轻，自立自成显门庭，从来富贵人亲近，使婢差奴过一生

5两：为利为名终日劳，中年福禄也多遭，老来是有财星照，不比前番目下高

5两1：一世荣华事事通，不须劳碌自亨通，兄弟叔侄皆如意，家业成时福禄宏

5两2：一世亨通事事能，不须劳思自然能，宗施欣然心皆好，家业丰亨自称心

5两3：此格推来气象真，兴家发达在其中，一生福禄安排定，却是人间一富翁

5两4：此命推来厚且清，诗书满腹看功成，丰衣足食自然稳，正是人间有福人

5两5：走马扬鞭争名利，少年做事废筹论，一朝福禄源源至，富贵荣华显六亲

5两6：此格推来礼仪通，一生福禄用无穷，甜酸苦辣皆尝过，财源滚滚稳且丰

5两7：福禄盈盈万事全，一生荣耀显双亲，名扬威震人钦敬，处世逍遥似遇春

5两8：平生福禄自然来，名利兼全福禄偕，雁塔提名为贵客，紫袍金带走金鞋

5两9：细推此格妙且清，必定才高礼仪通，甲第之中应有分，扬鞭走马显威荣

6两：一朝金榜快提名，显祖荣宗立大功，衣食定然原欲足，田园财帛更丰盈

6两1：不做朝中金榜客，定为世上一财翁，聪明天赋经书熟，名显高克自是荣

6两2：此名生来福不穷，读书必定显亲荣，紫衣金带为卿相，富贵荣华皆可同

6两3：命主为官福禄长，得来富贵定非常，名题金塔传金榜，定中高科天下扬

6两4：此格权威不可当，紫袍金带坐高堂，荣华富贵谁能及，积玉堆金满储仓

6两5：细推此命福不轻，安国安邦极品人，文绣雕梁政富贵，威声照耀四方闻

6两6：此格人间一福人，堆金积玉满堂春，从来富贵由天定，正笏垂绅谒圣君

6两7：此名生来福自宏，田园家业最高隆，平生衣禄丰盈足，一世荣华万事通

6两8：富贵由天莫苦求，万金家计不须谋，十年不比前番事，祖业根基水上舟

6两9：君是人间衣禄星，一生福贵众人钦，纵然福禄由天定，安享荣华过一生

7两： 此命推来福不轻，不须愁虑苦劳心，一生天定衣与禄，富贵荣华过一生

7两1：此名生来大不同，公侯卿相在其中，一生自有逍遥福，富贵荣华极品隆

7两2：此格世界罕有生，十代积善产此人，天上紫微来照命，统治万民乐太平

注： 10钱是1两

您是几年几月几日生？据说很准……

　　根据个人八字（即出生年月日和时辰），分别在后面所附内容中查出出生年的重量、出生月的重量、出生日的重量以及出生时辰的重量，将四个重量相加所得即为八字重量。根据八字重量去查相关的 称骨歌。一般说来，八字重的比较不容易振的住，也就是说不容易被邪物侵扰，当然玩招魂招仙的游戏也不容易成功。显然不是绝对的八字越重越好，轻的也有比较好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说，八字重的普遍比轻的得到的批示要好，所谓一般意义也就是说这里的好在有的人眼中可能未必是好。

　　举个例子：1971年正月初一子时出生的人可以查到年的重量为一两七钱，月的重量为六钱，日的重量为五钱，时辰的重量为一两六钱，将之相加：

一两七钱 + 六钱 + 五钱 + 一两六钱 = 四两四钱

　　然后查四两四钱的称骨歌：

四两四　来事由天莫苦求，须知福禄胜前途，当年财帛难如意，晚景欣然便不忧

出生年的重量（以六十年为一周期，也就是说相差六十年的年份重量相同）：

出生月的重量：

出生日的重量：

出生时辰的重量：

　　时辰还算表：

袁天罡称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