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驷对下驷是什么意思(驷是什么意思)

《论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为什么用驷马来作比喻？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表明对说过的话负责，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经常用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句谚语。

那么这个成语是出自何处？怎样产生的呢？本意是什么？

这句话的出处源于《论语·颜渊》：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这句话字面意思是，卫国的大夫棘子成说："君子只要品质好就行了，要文采干什么？"子贡说："真的很遗憾，夫子您竟然这样来谈论君子！话一说出口，驷马也追不上。文采如同品质，品质也如同文采，两者不可或缺。如果离开文采，虎豹的皮革和犬羊的皮革有什么不同？"

棘子成是卫国大夫、掌权人物，他认为："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一个人只要品质好，不需要接受教育、求知识、学文化。譬如说某人很率直，心地很正直，就可以了，不需要讲求礼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棘子成的这个观念跟孔子所提倡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同，孔子认为文和质是同等重要的。文指文华，包括一个人礼仪、风度、言谈举止等的外在表现；质指实质，是讲一个人的内在德行。夫子讲求文和质要平齐，认为"文胜质则史"，即当文过而质不足时，这个人就显得虚伪；"质胜文则野"，即一个人如果品格憨厚、做人厚道，但是他文采不足时，就显得有点野，像乡野之人一样。

子贡是个能言善辩的人，言语第一，所以当他听到棘子成这种轻视文化理论的主张，那当然不愿意了，必须得找棘子成辩论一番。他首先给棘子成一个下马威，"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很可惜，您老人家怎么能把君子说成这样呢？这种话怎么能说的出口呢，话说出来了，它传播速度之快，即使是最快的驷马也追不上啊！

接着，他对棘子成所说的"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观点进行评论，认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即文和质都不能偏废，是同等重要的，君子应该文质兼具，而不是只要质不要文，也不是只要文不要质。然后用虎豹跟犬羊的皮作比喻，"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即脱了毛的虎豹皮与犬羊皮没什么不一样。言外之意是：虎豹跟犬羊不同的地方，是虎豹的皮上面有毛，因为这个毛使得虎豹皮更为贵重。皮为质，毛为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后人从子贡的"驷不及舌"中受到启发，转化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用来告诫人们说话要慎重，做人就要言出重如泰山，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说出去的话是追不回来的，是要负责任的。如果把说出的话当儿戏，说了不做，言出不行，则会失去很多人对自己的信任，自身形象在别人心中也将大打折扣。

我们常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驷马是什么东西？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是平时用得很多的一个成语。虽然这个成语长达八个字，但我记得我上小学时候这个成语就很流行了，尤其是在小学生之间。小时候男女生经常喜欢做些约定和承诺，比如一个男生跟女生说，下午放学了我教你打乒乓球。女生说，说话要算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这个成语我很小就知道，但我一直以为是“一言既出，四马难追”，就是一句话说出来了，四匹马也难追回来。后来我才知道，正确的字是“驷马”。然后我又开始想“驷马”是个什么东西？我听说过宝马，骏马，烈马，驷马是个什么马？我最早以为，驷马是一种马的名字，这种马应该跑得很快，所以才用它来衬托出一句承诺的宝贵。

黄庭坚有篇名作《薄薄酒》，说人生应该过得闲适自在，“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必狐裘。”这句“徐行不必驷马”让我更加相信驷马就是一种跑得很快的马的名字。

章诒和先生所写黄庭坚《薄薄酒》

直到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驷马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不少朋友和我一样，每天都在说着这句成语，但驷马是什么意思还真不知道。

驷马不是某种马的名字，驷马指的是驾同一辆车的四匹马。在古代，只有身份高贵的人出门才能乘坐四匹马拉的高架马车，是地位的象征，后来人们把这种四匹马拉的马车也称为驷马。

驷马

也就是说，驷马既是拉高贵马车的四匹马，同时也是四匹马拉的高贵马车。驷马既是马，也是车。

这个成语的出处是《论语》，故事很简单，说卫国有一个很大的官员有一次对子贡说：你家老师的要求也太苛刻了，君子只要有内在美德就行了，还要那些外在的表现干嘛？

子贡一听马上就反驳说：你这话说得也太没水平了，君子是要表里如一的，内就是外，外就是内。如果虎豹去掉毛发只留下皮，那和狗羊去掉毛剩下的皮有什么不一样？

子贡认为这位卫国大夫的话很没水平，说了一句话：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意思就是，你竟然这么说君子，哎，太遗憾了。以后希望你别这么说了，一句话说出口，驷马也追不上你的舌头。

《论语》里的这个故事就是“驷马难追”的出处，子贡是最早的一个用驷马来比喻追不上说话的人。但这个时候只有雏形，还没有完全形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句子。

后面一个进行改造工作的人是邓析。邓析也是春秋时期百家之一，只不过他是名家的，名气不大。他的著作《邓析子》里有一句话说：“一言而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及。”这句话就是告诫人们讲话前要仔细思考，一旦讲出，难以收回。

《邓析子》

这句话是大白话，不用解释了。可以说，邓析把这句成语改造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已经和现在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非常接近了。这就是这句成语的出处，它是两位先秦大V的共同创造的。

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一句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模一样的句子，是元朝人李寿卿《伍员吹箫》创作的一部戏剧，写的是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这里面出现了一句“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已经和今天的完全一样了。

所以说，驷马是什么，驷马可以理解为拉同一辆马车的四匹马，也可以理解为四匹马拉的那辆马车。在先秦时代，没有汽车没有摩托，驷马可能是当时跑得最快的一个东西，所以子贡才会拿它来比喻一句话说出口的宝贵。

《孙子兵法》全文及译文（上），得兵法者得天下

孙武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译文】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认真地思考和研究。

因此，要通过对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来探讨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势，四是将领，五是制度。政治，就是要让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战时他们才会为君主去死，不存二心。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季节气候的变化。地势，就是指高陵洼地、路途远近、险隘平坦、进退方便等条件。将领，就是指挥者所具备的智慧、诚信、仁爱、勇猛、严明等素质。制度，就是军制、军法、军需的制定和管理。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领都不能不知。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取胜，相反就会作战失败。此外，还要通过比较双方的具体条件来探究战争胜负的情形，即双方君主哪一方施政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军纪严明？哪一方兵力强大？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分明？通过这些分析比较就能够判断谁胜谁负了。

若听从我的意见，用兵作战就会取胜，我就留下来；若是不从，打仗就会失败，我将会离开这里。

我的军事思想您认为能够接受，再从外交上造成大好形势作为辅助条件，就掌握了主动权。所谓态势，即是凭借有利的情况，以制定临机应变的策略。

战争，本来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战而示之软弱；要打，装作退却；要攻近处，装作攻击远处；要想远袭，又装作近攻；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敌人混乱就要攻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敌人兵强卒锐，就避其锋头；敌人气势汹汹，就设法扰乱它；敌人谦卑就要使之骄横；敌人安逸就要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要离间他们。总之，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攻击，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这是指挥家制胜的秘诀，不可预先讲明。　未战之前就能预料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条件充分；未开战而估计取胜把握小，是具备取胜的条件少。条件充分的取胜就大，准备不充分的就会失败。何况一点条件也不具备的呢！我根据这些来观察战争，胜败也就清楚了。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译文】孙子说：要兴兵作战，需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并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策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十万大军才可出发上战场。

因此，军队作战就要求速胜，如果拖的很久则军队必然疲惫，挫失锐气。一旦攻城，则兵力将耗尽，长期在外作战还必然导致国家财用不足。如果军队因久战疲惫不堪，锐气受挫，军事实力耗尽，国内物资枯竭，其他诸侯必定趁火打劫。这样，即使足智多谋之士也无良策来挽救危亡了。所以，在实际作战中，只听说将领缺少高招难以速胜，却没有见过指挥高明巧于持久作战的。战争旷日持久而有利于国家的事，从来没有过。所以，不能详尽地了解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用兵的益处。

善于用兵的人，不用再次征集兵员，不用多次运送军粮。武器装备由国内供应，从敌人那里设法夺取粮食，这样军队的粮草就可以充足了。国家之所以因作战而贫困，是由于军队远征，不得不进行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必然导致百姓贫穷。驻军附近处物价必然飞涨，物价飞涨，必然导致物资枯竭，物财枯竭，赋税和劳役必然加重。在战场上，军力耗尽，在国内财源枯竭，百姓私家财产损耗十分之七。公家的财产，由于车辆破损，马匹疲惫，盔甲、弓箭、矛戟、盾牌、牛车的损失，而耗去十分之六。所以明智的将军，一定要在敌国解决粮草，从敌国搞到一钟的粮食，就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钟，在当地取得饲料一石，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石。所以，要使士兵拼死杀敌，就必须怒之，激励之。要使士兵勇于夺取敌方的军需物资，就必须以缴获的财物作奖赏。所以，在车战中，抢夺十辆车以上的，就奖赏最先抢得战车的。而夺得的战车，要立即换上我方的旗帜，把抢得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要善待俘虏，使他们有归顺之心。这就是战胜敌人而使自己越发强大的方法。.所以，作战最重要、最有利的是速胜，最不宜的是旷日持久。真正懂得用兵之道、深知用兵利害的将帅，掌握着民众的的生死，主宰着国家的安危。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译文】孙子说：大凡用兵的原则，使敌人举国屈服，不战而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全军降服是上策，打败敌人的军队就次一等；使敌人一个“旅”的队伍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人一个“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打败敌人一个“卒”的“队伍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投降是上策，击破敌人的“伍”就次一等。因此，百战百胜，不算是最好的用兵策略，只有在攻城之前，先让敌人的军事能力（包括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严重短缺，根本无力抵抗，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所以上等的用兵策略是以谋取胜，其次是以外交手段挫敌，再次是出动军队攻敌取胜，最下策才是攻城。攻城为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制造攻城的蔽橹、轒辒，准备各种攻城器械，需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构筑攻城的土山又要三个月。将帅控制不住忿怒的情绪，驱使士卒像蚂蚁一样去爬梯攻城，使士卒伤亡三分之一而不能攻克，这便是攻城所带来的危害。

因此，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是靠战争，攻取敌人的城池而不是靠硬攻，消灭敌国而不是靠久战，用完善的计策争胜于天下，兵力不至于折损，却可以获得全胜，这就是以谋攻敌的方法。

用兵的原则是：有十倍的兵力就包围敌人，五倍的兵力就进攻敌人，两倍的兵力就分割消灭敌人，有与敌相当的兵力则可以抗击，兵力少于敌人就要避免与其正面接触，兵力弱少就要撤退远地。所以弱小的军队顽固硬拼，就会变成强大敌军的俘虏。

将帅，是国家的辅佐，辅佐周密国家就会强大；辅佐疏漏，未尽其职，国家必然衰弱。　国君对军队造成的危害有三种情况：不知道军队在什么条件下可战而使其出击，不了解军队在什么情况下可退而使其撤退，这就束缚了军队的手脚。不通详三军内务，而插手三军的政事，就会使部队将士不知所从。不了解军中的权变之谋而参与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们疑虑重重。军队既迷惑又疑虑，诸侯国军队乘机而进攻，灾难就降临到头上，这就是自乱其军而丧失了胜利。

预知取胜的因素有五点：懂得什么条件下可战或不可战，能取胜；懂得兵多兵少不同用法的，能取胜；全军上下一心的，能取胜；以有备之师待无备之师的，能取胜；将帅有才干而君主不从中干预的，能取胜。这五条，是预知胜利的道理。

所以说：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的，百战不败；不了解敌方而熟悉自己的，胜负各半；既不了解敌方，又不了解自己，每战必然失败。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译文】孙子说：从前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先创造条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捕捉战机攻胜敌人。做到不可战胜，就会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敌人出现空隙，就乘机击破它。因而，善于作战的人，能够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不一定使敌人被我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测，但不可强求。

若要不被敌人战胜，必须先要作好防守工作；能战胜敌人，就要进攻。采取防守，是因为条件不充分；进攻敌人，是因为时机成熟。所以善于防御的人，隐蔽自己的军队如同深藏在地下；善于进攻的人，如同神兵自九天而降，攻敌措手不及。这样，既保全了自己，又能获得全面的胜利。

预见胜利不超过一般人的见识，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打败敌人而普天下都说好，也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好像举起秋毫不算力大，看见太阳、月亮不算眼明，听见雷霆不算耳聪一样。古代善于作战的人，总是战胜容易战胜的敌人。因此，善于打仗的人打了胜仗，既没有卓越过人的智慧，也没有勇武显赫的名声。他们进行战争的胜利不会有差错，之所以不会出现差错，是因为他们作战的措施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是战胜了在气势上已失败的敌人。善于作战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进攻敌人的机会。因此，胜利之师是先具备必胜的条件然后再交战，失败之军总是先同敌人交战，然后期求从苦战中侥幸取胜。善于用兵的人，必须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够主宰战争胜负的命运。

兵法上有五项原则：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度产生于土地的广狭，土地幅员广阔与否决定物资的多少，军赋的多寡决定兵员的数量，兵员的数量决定部队的战斗力，部队的战斗力决定胜负的优劣。所以胜利之师如同以镒对铢，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攻击弱小的敌人；而败军之师如同以铢对镒，是以弱小的军事实力对抗强大的敌方。高明的指挥员领兵作战，就像在万丈悬崖决开山涧的积水一样，这就是军事实力中的“形”。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译文】孙子说：凡先到战地而等待敌人的就从容、主动，后到战地而仓碎应战的就疲劳、被动。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能使敌人自己来上钩的，是以小利引诱的结果；能使敌人不能到达其预定地域的，是以各种方法阻碍的结果。所以，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

出兵要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行动要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行军千里而不疲困的，是因为行进在没有敌人及其没有设防的地区。进攻必然得手的，是因为攻击敌人不注意防守或不易守往的地方；防守必然巩固的，是因为扼守敌人不敢攻或不易攻破的地方。

所以，善于进攻的，能使敌人不知怎样防守；善于防御的，敌人不知道怎样进攻。

微妙呀！微妙到看不出一点形迹；神奇呀！神奇到听不出一点声息。这样，就能主宰敌人的命运。

前进时，敌人无法抵御的，是因为冲击敌人空虚的地方；退却时，敌人无法追及的，是因为退得迅速使敌人追赶不上。所以，我若求战，敌人即使坚守深沟高垒，也不得不出来与我交战，是由于进攻敌人所必救的地方；我若不想交战，即使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和我交战，是因为我设法改变了敌人的进攻方向。

所以，用示形的办法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使敌人捉摸不定，就能够做到自己兵力集中而使敌人兵力分散；我军兵力集中于一处，敌人兵力分散于十处，我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打击敌人，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未与我军直接交战的敌人就少了。我们所要进攻的地方使敌人不知道：不知道，它就要处处防备；敌人防备的地方越多，兵力越分散，这样，我所直接攻击的敌人就不多了。

所以，注意防备前面，后面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后面，前面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左翼，右翼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右翼，左翼的兵力就薄弱；处处防备，就处处兵力薄弱。敌人兵力所以少，是由于处处防备的结果；我方兵力所以多，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我的结果。

能预料同敌“交战的地点，能预料同敌人交战的时间，就是跋涉千里也可同敌人交战，如果既不能预料交战的地点，又下能预料交战的日期，就会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何况远到几十里，近的也有好几里呢！

依我分析，越国的兵虽多，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又有什么补益呢？

所以说，胜利是可以争取到的。敌军虽多，也可以使具无法用全部力量与我交战。

所以要认真分析判断，以求明了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长短；挑动敌人，以求了解其行动的规律；示形诱敌，以求摸清其所处地形的有利与不利；进行战斗侦察，以求探明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强弱。

所以，示形诱敌的方法运用到极妙的程度，能使人们看不出一点形迹，看不出一点形迹，即使有深藏的间谍，也无法探明我方的虚实，即使很高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的办法来。

根据敌情而取胜，把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还是看不出来。人们只知道我是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但是不知道我是怎样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所以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老一套的方法，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

用兵的规律像水，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奔流，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水困地势的高下而制约其流向，作战则根据敌情而决定取胜的方针。所以，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

用兵的规律就像自然现象一样，“五行”相生相克，四季依次交替，白天有短有长，月亮有缺有圆，永远处于变化之中。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译文】孙子说：凡先到战地而等待敌人的就从容、主动，后到战地而仓碎应战的就疲劳、被动。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能使敌人自己来上钩的，是以小利引诱的结果；能使敌人不能到达其预定地域的，是以各种方法阻碍的结果。所以，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

出兵要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行动要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行军千里而不疲困的，是因为行进在没有敌人及其没有设防的地区。进攻必然得手的，是因为攻击敌人不注意防守或不易守往的地方；防守必然巩固的，是因为扼守敌人不敢攻或不易攻破的地方。

所以，善于进攻的，能使敌人不知怎样防守；善于防御的，敌人不知道怎样进攻。

微妙呀！微妙到看不出一点形迹；神奇呀！神奇到听不出一点声息。这样，就能主宰敌人的命运。

前进时，敌人无法抵御的，是因为冲击敌人空虚的地方；退却时，敌人无法追及的，是因为退得迅速使敌人追赶不上。所以，我若求战，敌人即使坚守深沟高垒，也不得不出来与我交战，是由于进攻敌人所必救的地方；我若不想交战，即使画地而守，敌人也无法和我交战，是因为我设法改变了敌人的进攻方向。

所以，用示形的办法欺骗敌人，诱使其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使敌人捉摸不定，就能够做到自己兵力集中而使敌人兵力分散；我军兵力集中于一处，敌人兵力分散于十处，我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打击敌人，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未与我军直接交战的敌人就少了。我们所要进攻的地方使敌人不知道：不知道，它就要处处防备；敌人防备的地方越多，兵力越分散，这样，我所直接攻击的敌人就不多了。

所以，注意防备前面，后面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后面，前面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左翼，右翼的兵力就薄弱；注意防备右翼，左翼的兵力就薄弱；处处防备，就处处兵力薄弱。敌人兵力所以少，是由于处处防备的结果；我方兵力所以多，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我的结果。

能预料同敌“交战的地点，能预料同敌人交战的时间，就是跋涉千里也可同敌人交战，如果既不能预料交战的地点，又下能预料交战的日期，就会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何况远到几十里，近的也有好几里呢！

依我分析，越国的兵虽多，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又有什么补益呢？

所以说，胜利是可以争取到的。敌军虽多，也可以使具无法用全部力量与我交战。

所以要认真分析判断，以求明了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长短；挑动敌人，以求了解其行动的规律；示形诱敌，以求摸清其所处地形的有利与不利；进行战斗侦察，以求探明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强弱。

所以，示形诱敌的方法运用到极妙的程度，能使人们看不出一点形迹，看不出一点形迹，即使有深藏的间谍，也无法探明我方的虚实，即使很高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的办法来。

根据敌情而取胜，把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众人还是看不出来。人们只知道我是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但是不知道我是怎样根据敌情变化取胜的。所以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老一套的方法，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

用兵的规律像水，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奔流，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水困地势的高下而制约其流向，作战则根据敌情而决定取胜的方针。所以，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

用兵的规律就像自然现象一样，“五行”相生相克，四季依次交替，白天有短有长，月亮有缺有圆，永远处于变化之中。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译文】孙子说：用兵的原则，将领接受君命，从召集军队，安营扎寨，到开赴战场与敌对峙，没有比率先争得制胜的条件更难的事了。“军争”中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以迂回进军的方式实现更快到达预定战场的目的，把看似不利的条件变为有利的条件。所以，由于我迂回前进，又对敌诱之以利，使敌不知我意欲何去，因而出发虽后，却能先于敌人到达战地。能这么做，就是知道迂直之计的人。“军争”为了有利，但“军争”也有危险。带着全部辎重去争利，就会影响行军速度，不能先敌到达战地；丢下辎重轻装去争利，装备辎重就会损失。卷甲急进，白天黑夜不休息地急行军，奔跑百里去争利，则三军的将领有可能会被俘获。健壮的士兵能够先到战场，疲惫的士兵必然落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马如期到达；强行军五十里去争利，先头部队的主将必然受挫，而军士一般仅有一半如期到达；强行军三十里去争利，一般只有三分之二的人马如期到达。这样，部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供应就不能生存，没有战备物资储备就无以生存。

所以不了解诸侯各国的图谋，就不要和他们结成联盟；不知道山林、险阻和沼泽的地形分布，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就不能掌握和利用有利的地形。所以，用兵是凭借施诡诈出奇兵而获胜的，根据是否有利于获胜决定行动，根据双方情势或分兵或集中为主要变化。按照战场形势的需要，部队行动迅速时，如狂风飞旋；行进从容时，如森林徐徐展开；攻城掠地时，如烈火迅猛；驻守防御时，如大山岿然；军情隐蔽时，如乌云蔽日；大军出动时，如雷霆万钧。夺取敌方的财物，掳掠百姓，应分兵行动。开拓疆土，分夺利益，应该分兵扼守要害。这些都应该权衡利弊，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行事。率先知道“迂直之计”的将获胜，这就是军争的原则。

《军政》说：“在战场上用语言来指挥，听不清或听不见，所以设置了金鼓；用动作来指挥，看不清或看不见，所以用旌旗。金鼓、旌旗，是用来统一士兵的视听，统一作战行动的。既然士兵都服从统一指挥，那么勇敢的将士不会单独前进，胆怯的也不会独自退却。这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要多处点火，频频击鼓；白天打仗要多处设置旌旗。这些是用来扰乱敌方的视听的。

对于敌方三军，可以挫伤其锐气，可使丧失其士气，对于敌方的将帅，可以动摇他的决心，可使其丧失斗志。所以，敌人早朝初至，其气必盛；陈兵至中午，则人力困倦而气亦怠惰；待至日暮，人心思归，其气益衰。善于用兵的人，敌之气锐则避之，趁其士气衰竭时才发起猛攻。这就是正确运用士气的原则。用治理严整的我军来对付军政混乱的敌军，用我镇定平稳的军心来对付军心躁动的敌人。这是掌握并运用军心的方法。以我就近进入战场而待长途奔袭之敌；以我从容稳定对仓促疲劳之敌；以我饱食之师对饥饿之敌。这是懂得并利用治己之力以困敌人之力。不要去迎击旗帜整齐、部伍统一的军队，不要去攻击阵容整肃、士气饱满的军队，这是懂得战场上的随机应变。

所以，用兵的原则是：对占据高地、背倚丘陵之敌，不要作正面仰攻；对于假装败逃之敌，不要跟踪追击；敌人的精锐部队不要强攻；敌人的诱饵之兵，不要贪食；对正在向本土撤退的部队不要去阻截；对被包围的敌军，要预留缺口；对于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逼迫，这些都是用兵的基本原则。

《史记》原文 译文（二十一）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平准书

原文：

汉兴，接秦之坏，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钧驷：毛色一样的驾车的四匹马。钧，同“均”。】，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齐民：指平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余业：指剩余的商品。】以稽【稽：囤积。】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至孝文时，荚钱【荚钱：一种形似榆荚的小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众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给食：供养。】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廪庾：廪是米仓，庾是露天积谷处。】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字牝：指年轻的母马。字，通“牸”，雌性牲畜。】者傧【傧：通“摈”，排斥。】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僭：超出等级名分。】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信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赍：行人自带衣粮。】，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坏【抏坏：玩弄作弊。抏，同“玩”。】以巧法，财赂衰秏【秏：通“耗”。】而不赡。入伍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凌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复：免除徭役。】，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首虏：敌人首级和俘虏的合称。】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蹛【蹛：同“滞”。】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官首：是武功爵中第五等爵名。】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千夫：武功爵中第七等爵名。】如五大夫【五大夫：二十爵中第九等爵名。】；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废格：停止，搁置。】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其明年，骠骑【骠骑：指骠骑将军霍去病。】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后番系欲省厎柱【厎柱：即砥柱。厎，通“砥”。】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卒牵掌者：士兵中掌管马匹的人。】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待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废居居邑：囤货奇居的意思。废居，《集解》引徐广语说：“贮畜之名也，有所废，有所畜，言其乘时射利也。居邑，《集解》引如淳语说：“居贱物于邑中，以待贵也”。】，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差小：略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撱：同“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利事：财利之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买复：以钱物买得免除役赋的权利。】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适【适：通“谪”，贬谪。】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少府：天子私所给赐经用也，公用属大司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浮食：指商人。】奇民【奇民：指诸侯。】欲擅筦【擅筦：指独自占有。】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富羡：富而有余。】，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船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南亩：泛指农田。】，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轺车：古代一种轻便的马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贳贷：借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畀：给予。】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童。”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原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输委：缴纳钱物给官府。】，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沃尓沃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风：教化。】百姓。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屩：草鞋。】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

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

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郄，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腹诽：在心中诽谤。】，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

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偷：苟且。】甘食好衣，不事畜【畜：同“蓄”，积蓄。】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比没入田：整治没收入官的耕地。比，同“庀”，治理。】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冠盖相属：官员的官帽服饰与车盖相连属，形容官员来往频繁。】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行：行在，天子车驾。】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充仞：充满。】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豫：同“预”。预先。】治道桥，缮故宫，及当时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着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牸马：母马。】，岁课息。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酎：重酿酒，即淳酒。这里指汉代尝酎之礼。】，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贾：价格。】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效反，杀吏，汉发南

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贬秩：降级。秩，官吏的职位和品级。】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僦费：指运输费用。】，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亨：同“烹”。一种酷刑，在鼎中把人煮死。】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高辛氏：即帝喾，五帝之一，尧的父亲。】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之焉。汤武承毙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徼：同“邀”，取得。】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退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溢：通“镒”。二十两为一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译文：

汉朝创建之初，继承的是秦末战乱造成的衰弊的局面，壮年男子参军打仗，老弱也被征去运输粮饷，要解决的事情很多而又财政匮乏，就是皇帝都不能具备四匹同颜色的马驾车，将军、宰相有的还要乘坐牛拉的车，老百姓家中没有剩余的粮食。当时由于秦朝所铸的钱币太重了，不方便流通使用，所以下令百姓新铸榆荚钱，又规定一方寸黄金的重量为一斤，废除或简省秦朝的一些苛刻的法令和禁条。但是那些不守法令、唯利是图的人，却囤积居奇造成物价粮价飞涨，一石米卖到了一万钱，一匹马的价值是一百金。

平定天下以后，高祖就下达了命令，不允许商人穿丝织的衣服、乘坐马车，并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使他们遭受经济上的困顿和人格上的羞辱。孝惠帝、高后执政时期，因为天下刚刚安定，于是放松了抑制商人的法令，而仍然不允许商人的子孙在官府担任吏员，更谈不上做官。国家衡量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其他用度，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山林、河川、园囿、陂地、商业征收来的租税的收入，加上从皇帝到大大小小有封号的贵族这些人的收取赋税的私邑所带来的收入，都各自作为他们私家的供养费用，不从国家经费中支出。从山东漕运粮食，以供给京都中的官员，每年不过数十万石。

到孝文帝时，私人铸造的榆荚钱越来越多了，但是因分量很轻，所以改铸四铢钱，上面标着“半两”的字样。但又同时下令百姓仍然可以随意自由造钱。因此，吴国不过只是一个诸侯国，因为封国内有铜山可以采矿铸钱，所以富得可以和皇帝相比，结果最终凭仗富有造反了。邓通，不过是一个大夫，也凭借铸铜钱使其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因为吴国邓通所铸的钱遍及全国，所以导致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产生。

匈奴屡次侵犯掠夺北部边境地区，汉朝在边境驻扎了很多戍边的士兵，而边境囤积的粮食不足。于是，朝廷招募百姓，凡能给边境驻军捐献或运输粮食到边境的的人都授予爵位，最高的能达到大庶长爵位。

孝景皇帝在位期间，上郡以西的地区发生了旱灾，朝廷又重新修订了出卖爵位的法令，降低爵位的价格用以吸引人们购买；犯罪的囚犯和在监外劳作的人，可以通过向官府交纳粮食来免除惩处。又增设苑囿用于养马，以便准备战争需用，同时，皇帝的宫室、各种宫观建筑、车马等也日益增多了。

到了当今皇上即位几年以后，在汉朝创建以来的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没有战事发生，除非遇到水灾和旱灾，天下百姓家家丰衣足食，国都和边镇的粮仓都堆满了粮食，少府仓库里还有多余的大量货财。京城里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年年堆积，粮库已经装满，有的粮食只得露天堆积在外，以致腐烂不能食用。大街小巷的普通百姓家中都养有马匹，田野间牛马成群，以致用母马驾车的人被排斥，不允许参加聚会。看守里门的人都吃细粮和肉食。做官的人安守其位，在其任职期间儿孙都长大成人，有的官吏因为久居其职，就用官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称号了。因此，人们都非常自爱，惧怕触犯法律，崇尚礼仪，而鄙弃和排斥那些耻辱的勾当。在这个时期，法网宽疏而百姓富裕，因此那些人倚仗钱财骄奢放纵，驭使他人，有的甚至大肆兼并土地成为豪强恶党，倚仗势力横行乡里。皇帝宗亲以及享有封地的诸侯和公卿大夫，争相攀比骄奢，房室、车马、衣服的享受规格超过了自身的等级，没有限度。事物在兴盛之后就会转向衰败，这是必然的变化规律呀。

从此以后，严助、朱买臣等人招徕东瓯族内迁，向南越和闽越发动了战事，使江、淮一带受到骚扰，百姓烦劳，耗费巨大，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地区，凿山开路一千多里，扩大了巴蜀地区的疆域，巴蜀地区的百姓因此疲惫不堪。彭吴灭掉了秽貊、朝鲜，设置了沧海郡，使得燕齐一带普遍骚动起来。到王恢在马邑设下计谋，袭击匈奴，匈奴断绝和亲，不断侵扰北部边境，兵祸连连，局势不得缓解，天下的百姓都因此被加重了劳役，叫苦不迭，但是战事却在一天一天地扩大。出征的士卒要自带衣服和粮食，留守在后方的人则要负责继续运送，中原内外骚动，都在为战争忙碌，百姓贫穷疲弊只能玩弄手段逃避法令，国家的钱财货物被大量地消耗以致不能满足供应。这样，于是推行了向官府交纳物资的人可以充补官额、出具钱财就可以免去刑罚的法令，选拔用人的制度逐渐被破坏了，廉洁和耻辱的观念被混淆，有武力却强暴的人被举荐任用，法令严格而完备。倡导谋利的朝臣从此产生。

这以后，汉朝将领每年率领数万名骑兵出关攻击匈奴，直到车骑将军卫青时，才收复了被匈奴强占的河南地区，建筑了朔方郡城。在这个时候，汉朝正在开辟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了数万人，从千里以外肩扛担挑地运送粮食，这种运粮方法的结果多是出发时的十多钟粮食到了运到时只剩下一石了，无奈只好散发钱币在邛僰一带收购粮食。几年之后，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还是没有开通，那里的蛮夷部族却趁机屡次进攻，当地官府发兵诛杀他们。即使拿出全部巴蜀地区的租赋收入也不够用来支付这些费用，于是不得不招集豪民来南夷屯田耕种，将收获的粮食交给当地官府，而从内地的京都内府领取粮款。向东开凿通向沧海郡的道路，人工徒奴的劳务费用和南夷的相仿。又发动十多万人修筑城池，保卫朔方郡，水陆运输的路程都十分遥远，从太行山以东到关中地区的百姓都承受了这个负担，花费了数十至数百亿的巨资，国库日益空虚。于是，又向百姓招募：能献出奴婢的可以免除徭役，已经是郎官又献出了奴婢的可以提高品级，以及交纳羊群的可以做郎官的规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以后四年，汉朝派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和十几万士兵，攻击匈奴右贤王，歼灭及俘虏敌人一万五千多人。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再次出击匈奴，歼灭及俘虏敌人一万九千多人，朝廷赏给捕获俘虏和斩杀敌首的士兵黄金共计二十多万斤，投降的几万名匈奴人也都得到优厚的赏赐，这些人的衣食全依靠朝廷供应；汉朝损失的十几万的士兵、战马，以及武器装备和供应粮食的耗费还没有计算在内。于是，大司农报告，倾尽国库中已有的钱财以及赋税收入，都不足以供应士兵的需要。主管官员建议说：“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教化各不相同但是都能治理好天下，大禹、商汤的治国主张和方法不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但是创建的功德却是一样的。北方边境至今没有安定，我很伤痛这件事。以前，大将军攻打匈奴，消灭俘获敌人一万九千人，军队屯驻边境，却没有粮食吃。你们商议一下，命令百姓可以出粮买爵位和交纳赎金免除囚禁及减轻处罚’。我们商议的结果是请允许设置一种赏官，称作‘武功爵’。分十一级，第一级的起点是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凡是买武功爵到第五级‘官首’以上的人可以试用作候补官吏，官职有空缺时优先授用；第七级武功爵‘千夫’相当于过去二十级爵位制度的‘五大夫’；可以免徭役，补吏不必经过试用，犯了罪可以减二等；贫民百姓购买爵位最高可买到第八级‘乐卿’：用这种方式来显扬从军立功的人。”而实际上许多军功爵大多都是越级授予爵位了，大的封侯或授职卿大夫，小的当了郎官或其他官吏。这样一来，任用官吏的途径多而且杂了，官职冗乱，形同虚设了。

自从公孙弘宣扬《春秋》的义理，作为约束臣民行为的准则，被任命为丞相，张汤担任廷尉使用严刑酷法，于是产生了“见知不举报”的法律，而以“违抗天子命令”、“沮败诽谤朝廷”等罪名大兴牢狱，广为株连。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阴谋造反败露了，执法官员们寻找各种名目审理与此案有关的人，将其党羽一网打尽，牵连被杀的达到了数万人，从此官吏执法更加惨酷急迫，法令也更加明细严明了。

正当这个时候，朝廷招揽方正、贤良、文学等士人，有的被升任为公卿大夫。公孙弘作为汉朝丞相，盖的是粗布被子，吃的是简单的饭食，想以此成为天下人的榜样。但是，并没有扭转世俗奢侈的风气，从此渐渐地致力于追求功利了。

第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杀敌四万。这年秋天，匈奴浑邪王率领几万人来投降，于是汉朝发动二万辆车去迎接他们。这些人到达长安之后，普遍地受到奖赏，连同有功的将士也受到了赏赐。这一年，耗资达到了一百多亿。

当初，在十几年前，黄河在观县决口，梁、楚一带已经屡次遭受灾害，沿河一带郡县修堤坝堵塞决口，动辄修好就又被冲毁了，耗费钱财之多已无法计算。这以后，番系计划省却漕运路线中经过三门峡砥柱的那段，开凿渠道，引汾水和黄河水灌溉土地，从事这项工程的劳动力达数万；郑当时也认为经由渭水运粮，道路迂回绕远，建议开凿一条从长安到华阴的直渠，有数万人参与施工；朔方也在开凿水渠，动用劳工的有数万人。这些工程已经耗时两三年了，还没有完工，各项工程耗费达到十几亿了。

天子为了讨伐匈奴，大力提倡养马，在长安饲养的马就有几万匹，致使从关中地区抽调管理马匹的士卒不足，就徵调附近郡县的百姓。同时，归降的匈奴人都由朝廷供给衣食，朝廷无力负担，天子就减少膳食费用，解下乘舆上的马匹，从私人内库中拿出钱财供养他们。

第二年，崤山以东地区遭受水灾。百姓大多陷于贫困、饥饿之中，于是天子派遣使者，将郡国的粮食储备全部用来赈济百姓，还是不够用，又从豪门富户人家徵调粮食，借给灾民。这样还是不能解救全部灾民，于是将灾民迁移到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居住，或者充实到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约七十多万人口，他们的衣服食物都依靠朝廷供给。在几年的时间里，朝廷借给他们土地、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并派出使者分区编组管理他们，官吏们一批接着一批，来往不绝。为此耗费了数以亿计的资财，不可胜数。

但是，富商大贾有的趁机囤积垄断财货，奴役穷苦百姓，用于买进卖出转运货物的车子有几百辆之多，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放债收息，即使是受皇帝封赏的诸侯也要俯首贴耳，仰仗他们的资助。他们冶铜铸钱、烧水煮盐，家财累积到万金，但是不肯帮助朝廷解决财政危机，百姓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于是天子与公卿们商议，决定改用新钱重造货币来满足需用，同时打击从事巧取豪夺兼并土地的人。这个时候，皇上游猎的上林苑中有白鹿，而且供应皇上日用的少府有许多银锡。自从孝文帝另铸四铢钱以来，已有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间以来，因为财用不敷，朝廷往往在产铜多的矿山附近冶铜造钱，百姓也乘机私自造钱，造钱的数目很大，多得无法计算。铸钱越多，钱的分量越轻，货物越少价格就越贵。主管官员建议说：“古代有皮币，在诸侯献给皇帝贡礼时使用。金有三个等级，黄金是上等，白银是中等，红铜是下等。如今半两钱的法定重量是四铢，有些奸商却暗中打磨钱背，从中取得铜屑再行造钱，这样，钱币的分量就越来越轻，厚度越来越薄，东西越来越贵了。并且到较远的地方使用铜币非常麻烦，很不方便。”于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彩色花纹，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规定在王侯宗室朝见天子敬送贡礼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皮币垫在贡献的玉璧上，礼仪才得以举行。

又把银锡合在一起冶铸成“白金”。当时的人们认为天上飞的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龙，地上跑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马，人间使用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龟，因此铸造的三个等级的白金币：第一等重八两，呈圆形，上面的花纹是龙，名叫“白选”，价值是三千钱；第二等重量稍轻，呈方形，上面的花纹是马，价值是五百钱；第三等重量又小了一些，呈椭圆形，上面的花纹是龟，价值是三百钱。下令官府销毁以前使用的半两钱，重新铸成三铢钱，钱上的铭文与其实际重量一致。规定私自偷造各种钱币的都要判处死罪，而实际上官吏和百姓中偷铸白金的人仍是不可胜数。

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做大农丞，管理盐铁方面的事务；桑弘羊因为善于计划管理，被任命为侍中。东郭咸阳是齐地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最大的炼铁商人，他们都因为善于经营生财，财富积累达到了千金，所以郑当时才向皇上推荐了他们。桑弘羊，是一个雒阳商人的儿子，因为善于心算，十三岁就做了侍中。所以这三个人在讨论谋利方面的事精细入微，已经达到了把一根毫毛分解成两半的地步了。

法令已经日趋严密，官吏中许多人因此被免职。大动干戈的战事屡次发生，很多百姓为了免除劳役纷纷出钱买爵到了五大夫的等级，能徵调的士卒越来越少了。于是朝廷授用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吏，不愿意为吏的可以交纳马匹顶替；命令被贬谪的故吏在上林苑里伐木除草，开挖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队人马出击匈奴，捕获、杀死敌人八九万，赏赐有功将士五十万金，汉朝军队死于战场的马匹多达十几万匹，运输粮食、战车及盔甲的费用还不算在其内。当时朝廷财物匮乏，军中的将士常常领不到俸禄。

主管货币的官员认为三铢钱分量轻，容易被伪造，于是请求准许各郡国改铸五铢钱，钱的四周外沿有一道加厚的钱郭，使人无法磨取铜屑而重新造钱了。

大农令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说：“山林海泽，是天地藏物的宝库，都应该属于少府管辖，供皇室支用，因为皇上不占为私有，才把它归于大农，作为税赋的补充。希望招募百姓自备经费，借用官府的器具煮盐，由官府提供铁锅并付给煮盐的工价。一些不劳而获的商人和诸侯，企图擅自垄断山海资源，以求取财富，并役使、利用平民百姓谋利。他们一定会有阻止官营盐铁的议论，多得听都听不过来。建议将那些胆敢私自铸造铁器用于煮盐的人，钳住其左脚趾，没收他们的生产工具。不出产铁的各郡城，要设置小铁官炼制废铁，归所在的县管辖。”朝廷派遣孔仅、东郭咸阳乘着驿车，巡视全国的盐铁产地，设置官府，任用那些过去的盐铁富商为官。选官的途径更加杂乱了，不再经过选拔，商人做官的多起来了。

商人趁着变更币制之机，囤积了许多货物用以追逐暴利。于是公卿建议说：“郡国经常遭受灾害，贫苦百姓中没有产业的人，招募他们迁移到地多而富饶的地方去生活。皇帝为此降低了膳食标准，节省开支，拿出少府的积蓄来赈济天下百姓，放宽借贷的利率和赋税等级，但是百姓仍然未能全都到农田里从事生产，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了。贫穷的人还是没有一点积蓄，全都仰仗朝廷的救济。早些时候，朝廷按轺车纳税，按商人所拥有的缗钱征收不同比例的赋税，请允许继续征收。凡是市内坐贾、往来贩运的行商、高利贷者、囤积各种货物待时而卖者，即使没有在市场上登记入册，也必须估计各自所拥有的财物，向官府申报，一律按两千缗钱征收一算（一百二十文）的比例交税。经营各种手工行业要交纳租税，从事铸造业的，一律按四千缗钱征收一算的比例交税。不能享受官吏待遇的三老、北方边境骑士，一辆轺车征收一算；商人则是一辆轺车征收二算；船长五丈以上的征收一算。隐匿瞒报或申报不详实的，一经发现，罚到边境戍守一年，没收所有资产。有能告发的人，以被告发者的一半财产进行奖励。商人在市场登记注册的和他的家人亲属，都不允许占有田产，以便有利于农民。有敢违反‘算缗令’的，就没收他的田产和童仆。”

天子又想起了以前卜式的建议，召来卜式，让他担任中郎，封为左庶长，赏赐良田十顷，并布告天下，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事。

卜式是河南人，原以种田、放牧为业。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幼的兄弟。等到弟弟长大成人后，卜式与弟弟分了家，只要了养着的一百多头羊，剩下的田地、住屋、财物等全部给了弟弟。卜式到山里放了十几年的羊，羊群繁殖到了一千多头，又置买了田地、住屋。但是他的弟弟把家产全都败光了，卜式就又把田产分给了弟弟一些。如此有很多次了。这时候朝廷正屡次派兵出击匈奴，卜式上书给天子，愿意拿出一半家产给国家用于支助边事。天子派使者问卜式：“你是想要当官吗？”卜式回答说：“我从小牧羊，不熟悉做官，所以不愿意做官。”使者又问：“是你家中有冤案，想要申诉吗？”卜式说：“我平生与别人没有发生过纠纷争斗。与我同乡的人，谁贫穷我就借钱物给他，有恶习的人我就教导他学好，我的邻居们都愿意听从我的话，我有什么理由受人冤屈呢！所以没有什么要申诉的。”使者又问：“既然这样，您捐了这么多家产，究竟是为了什么？”卜式说：“天子要讨伐匈奴，我认为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都像这样做了才能消灭匈奴。”使者回去后把卜式的话详细地报告给了天子。天子又把此事告诉给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不守本分、越轨办事的人，不可以作为天下的楷模而扰乱了正常的法度，希望陛下不要再去理会他。”于是过了很久皇上都没有给卜式答复，几年以后，就让他离开京城。卜式回家后，依旧种地、放牧牛羊。过了一年多，赶上军队屡次出征，浑邪王等匈奴人来归投降，国家耗费巨大，仓库的储蓄都用完了。第二年，受灾的大批贫民迁移，生活全靠朝廷供给，供给不可能得到全部。卜式拿出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用来供给迁移的贫民。河南太守向朝廷上报富人资助贫民的名册，天子看到了卜式的名字，记起了他，说“这个人就是从前将一半家产捐献出来资助边防的人”，决定给予嘉许，赏赐卜式四百人戍边的费用钱（即十二万钱）。卜式又把这些钱全部交给了国家。这个时候，有钱的人都争相隐瞒藏匿财产，只有卜式积极捐献钱财资助国家。天子终于认为卜式真正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因此对他大加尊崇和表彰，用以教化百姓。

当初，卜式不愿意做郎官。皇上说：“我上林苑养了羊，想让你去放牧它们。”卜式这才接受了官职，穿着麻布衣和草鞋去放羊。过了一年多，羊都长得很肥壮，并且繁殖了很多。皇上从这里路过，看见了羊群，就夸奖了他。卜式说：“不单是牧羊，治理百姓与放羊是同一个道理。让它们按时起居，按时休息；出现不好的就立即清除，不要让它败坏了一大群。”皇上认为卜式是奇人，任命他为缑氏县令借以考验他，由于苛扰较少，结果缑氏县的人反映很好。又转任成皋县县令，办理那里的水运的政绩又被评为第一。皇上认为卜式朴实忠厚，就任命他做了齐王的太傅。

而孔仅由于各地推行铁器官营，三年之中升为大农令，位列九卿。而桑弘羊当上了大农丞，主管各种计量、统计的事务，逐渐设置均输制度用来流通货物。

这时期开始允许已试为吏的人可以通过献粟补授实官，能够补授的官职是从郎官到六百石的官职。

自从开始铸造白金五铢钱以后五年，赦免官吏百姓因私造金钱而获死罪的就有数十万人。没有被官府发觉的盗铸者相互拼杀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经过交赎金赦免自首的罪犯有一百多万人。然而自己出来自首的还达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天下的人大体上都在无忧虑地私铸金钱。犯罪的人太多，官吏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杀光，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批巡行各郡国，检举揭发那些兼并土地、营私牟利的太守、国相等非法得利的人。而此时御史大夫张汤正受宠信，职掌大权，减宣、社周等人任御史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因为执法严酷而位列九卿，在这种局面下，专门纠察办案的“直指”官夏兰这类人就产生了。

大农官颜异在此期间被诛杀。起初，颜异是济南的一个亭长，因为廉洁正直，慢慢升迁到九卿的地位。皇帝和张汤已经制造出白鹿皮币，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说：“现在诸侯王朝见天子进献的是苍色玉璧，价值只不过数千钱，而作为衬垫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这是本末不相当。”天子听了之后不高兴。张汤和颜异平素有隙，恰好遇上有人由于其他问题告发颜异，案子交给张汤审理。颜异曾与客人闲谈，客人说新颁布的诏令中有些不合适的地方，颜异没有回答，只是稍微动了动嘴唇，客人以为他不认可自己的看法，反唇相讥了几句。张汤知道此事后便上奏天子说，颜异身为九卿，发现法令有不妥之处，不向朝廷进言，却在心里诽谤非难，其罪当诛。从此以后，便有了可以比照执行的“腹诽”的刑法条文。而公卿大夫们多阿谀奉承、谄媚逢迎取悦于人以保全自己。

天子已经颁布缗钱令并且尊崇卜式为天下人的榜样，但百姓终究还是不肯拿出钱财资助朝廷，于是，所谓的告缗案，即告发商人隐瞒财产开始盛行。

很多郡国大多数不依据法令铸钱，在铸钱时掺假，使钱币的分量轻于法定的分量，公卿请求下令京都铸造钟官赤侧钱，一枚赤侧钱相当于旧有钱币五枚，向官府交纳赋税不允许使用除赤侧钱以外的其他钱币。从此白金的价格就降低了，而百姓仍然不重视使用，即使政府下令强行禁止了，也不见成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白金才终于废除不再通行了。

元鼎三年（前114年）这一年，张汤死了，而老百姓对他毫无思念之情。

这以后两年，赤侧钱也不值钱了，百姓千方百计地把它花出去，这对国家很不利，又被废弃了。于是下令所有郡国都不得铸造钱币，命令上林苑所属的三官专门负责铸造钱币，等到钱已经造得很多了，就颁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不允许非三官所铸造的钱流通，把那些先前郡国所铸造的钱币全部销毁，所得的铜上交给上林苑的三官。百姓中铸钱的事越来越少了，因为铸钱所获的利益不足以弥补所花费的费用，只有真正善于铸钱的工匠和大奸商才能私下铸造这种钱币。

卜式做了齐王的太傅后，杨可主持的告缗案颁行于天下，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差不多都遭到了告发。杜周负责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能翻案的。于是又派遣御史、延尉正、延尉监分批去各地，专门办理各地隐瞒财产的缗钱案，获得从民间没收的钱财物资要以亿来计算，获得的奴婢要用千万来计算，大的县城没收的田地有几百顷，较小的县也达到了一百多顷，房产也是如此。因此，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全部破产了，老百姓都开始满足于华服和美食的追求和享乐，没有人再从事那些能够获得积蓄的产业了，而政府因为有盐铁官营和算缗钱的收入，国库越来越富足了。

把关中的地域扩大，设置了京都左右辅都尉。

当时，大农主管的盐铁官分布很多，因而设置了水衡都尉，靠它来主管盐铁事务；等到杨可主持的告缗钱事件发生后，上林苑的财物太多了，于是下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上林苑既然已经装满了财物，就要扩大规模。这时候南越打算用船与汉朝进行交锋，为此扩大修建昆明池，周围沿池修建了一排排台观。又制造楼船，高达十多丈，船上树立各种旗帜，十分壮观。天子受到感染，修建了柏梁台，高几十丈。修建的宫殿房室，从此开始日渐华丽。

朝廷又把征来的缗钱分给各个官署，而水衡都尉、少府、大农令、太仆等各府都设置了农官，经常让他们就地在各郡县整治没收来的土地。没收来的奴婢，则分派到皇家各园囿中去喂养狗、马及禽兽，还有的分给各官署使用。各种官署机构日益混乱增多，下属的罪徒奴婢众多，而每年经由黄河水运来的粮食只有四百万石，因此还需要各官署自己去采购粮食才能满足需要。

所忠上书建议说：“在世家和官僚子弟与富人之中，有的斗鸡、赛狗、赛马，有的打猎、赌博，扰乱百姓的生活。”于是惩罚触犯这方面法令的人，下令他们互相检举，牵连供出的人数达几千人，罪名被定为“株送徒”。他们本应受徒刑，但是捐献了钱财的人就可以允许不做郎官，所以郎官的选拔就衰败了。

这时候崤山以东地区遭受黄河水害，一连好几年都没有收成，饥荒导致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这种情形在纵横一二千里范围内都有发生。天子很怜惜他们，下达诏令说：“江南一带火烧野草种田，水灌田地耕作，准许饥民到江淮一带就地取食谋生，想留在那里的人，可以在那里定居。”并派遣使者往来护送迁徙的饥民，运来巴蜀的粮食用以赈济他们。

第二年，天子开始巡视各个郡国。东行渡过黄河，河东郡守没有预料到天子会突然到来，来不及办好接待事务，于是畏罪自杀了。西行越过陇山，陇西太守因为天子来得突然，仓促之间来不及供应天子随从官员的伙食，陇西太守也自杀了。于是天子北出萧关，跟随的随从有几万骑兵，在新秦中射猎，以此检阅边防军队，之后回到长安。新秦中的一些地段千里之内没有设防御工事，因此把北地太守以下官吏全部杀了，而且下令百姓可以在边境地带放牧牲畜，政府提供母马，三年以后归还，十匹母马收取一匹马驹的利息，因此废除了告缗令充实了新秦中地区。

天子获得宝鼎之后，设立了后土祠、太一祠，公卿们商议封禅的事，因而天下各郡国都在预先修桥铺路，修缮原有的宫殿，那些天子要路过的县，都在准备官库，加紧贮藏官府需用的物资，设置供应天子使用的器具，盼望和等候着天子驾临。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为虐。皇上因为崤山以东地区受灾而收成不好，就赦免了天下的囚犯，凭借二十多万南方楼船军队攻打南越，又从三河发动几万骑兵向西攻打西羌，又派出数万人渡过黄河修建令居城。这一年又开始设置张掖郡和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设立田官，在这里戍守负责侦察警戒的斥塞卒六十万人一边驻守，一边种田。中原地区则修筑道路用来运输军需粮饷，运输路程远的有三千里，近的一千多里，全都仰仗大农供给。边境武器装备缺乏，就发动武库工官打造兵器用来满足那里的需要。战车和骑兵用的马缺乏，国家钱少，买马困难，于是发布命令，规定从封君以下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缴纳不同数量的母马到各地的乡亭去饲养，使每个乡亭都畜养母马，每年都要考察母马繁育、生息的情况。

齐王的相国卜式给天子上奏说：“我听说天子有忧虑就是臣子的耻辱。如今南越反叛，我希望我们父子和齐地熟习驾船的人去战场上与南越决一死战。”天子下诏令说：“卜式虽然是一个从事农牧的人，不用此谋私利，有剩余的钱财就献出来帮助国家。现在天下不幸有危急的事发生，而卜式自告奋勇，父子自愿去决一死战，虽然没有参加战斗，心中的忠诚已经表现出来了。因此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黄金六十斤，农田十顷。”此事布告全国，但国内没有人响应。诸侯多得要数以百计，没有一人要求参军攻打西羌、南越。等到九月朝廷祭祀宗庙、诸侯按封地人口献金助祭时，少府检查诸侯进献的金子的成色，列侯由于进献的金子的分量不足而被剥夺爵位的有一百多人。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

卜式在任职期间，发现郡国多数人不赞同国家经营盐铁，铁器的质量不好，而且价格很高，有的甚至强制命令百姓购买。因为船有算赋，用船运货的商人很少，物价昂贵，于是通过孔仅上书反映船征收算赋的事。天子因此对卜式很不满意。

汉朝连续三年出兵，终于镇压了西羌，灭亡了南越，从番禺以西到蜀地南部一带初步设置了十七个新郡，并且按照那里原有的风俗加以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到汉中以南的各郡，各自根据地理位置，就近承担与其毗邻的新郡官吏士卒的俸禄、粮食、钱物，以及驿传车马用具和被物器具等。而新郡还时常有小规模的反叛，诛杀政府官吏，汉朝调发南方的官吏兵卒前往镇压反叛，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动用了一万多人，耗费都依靠大农供给。大农根据均输法调整盐铁收入补贴赋税收入，所以还能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然而军队所经过的各县，只能根据需要使供给达到不缺少的程度罢了，再也谈不上说是按照常规说法办事了。

第二年，是元封元年（前110年），卜式被降职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被提升为治粟都尉，主管大农事务，完全取代孔仅管理天下盐铁。桑弘羊认为：由于诸多官府各自买卖，互相竞争，抢购囤积，所以物价涨落很快，导致有些地方用于缴纳赋税的实物还不够用来支付运输的费用，于是奏请设置大农部丞官数十人，分别主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大多数县往往又各自设置了均输官和盐铁官，命令远方各地的地方官，用当地所出产丰饶的土特产品折抵所要征收的赋税，而这些土特产品的价格要像商人那样按贵时的价格，而由政府互相补充转运。在京城设置平准机构，统一管理由各地运来京城的物资。召集工官制造车辆和运输器具，所需费用都由大农供给。大农所属的各官署完全掌握了天下的主要物资，在价格高时卖出，在价格低时买进。这样，富商大贾就无法从中牟取暴利了，这样就促使很多人重新从事农业生产，而所有的商品的价格就不会忽涨忽跌了。由于抑制了天下物价，所以称之为“平准”。天子认为这很有道理，准许推行“平准法”。于是天子巡视天下，向北到了朔方，向东到了泰山，又巡行海上以及北方边境以后才回到京城。所过之处都有赏赐，用去帛一百多万匹，钱币、黄金的数目要以亿来计算，这些全部由大农供给。

桑弘羊又奏请允许吏可以通过捐献粮食补官，而犯了罪的人可以交纳粮食赎罪。下令百姓可以通过把粮食缴纳给甘泉宫，按照缴纳的等级的不同免除赋税徭役，以致终身免除徭役，不再征收财产税，不再搞告缗运动。其他郡县的百姓各自运粮到急需的地方，而各处的农官也纷纷送来粮食，崤山以东漕运来的粮食增加到每年六百万石。一年当中，太仓、甘泉宫的粮仓就堆满了。边境有了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按均输法折为五百万匹帛。不向老百姓增加赋税，而天下就富饶起来了。于是赏赐给桑弘羊左庶长的爵位和二百斤黄金。

这一年有轻微的旱灾，天子下令官员求雨，卜式建议说：“国家官吏应当靠租赋税收来维持开销，而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在集市里做生意，买卖货物谋求利润。只要把桑弘羊煮杀了，天就会下雨。”

太史公说：农工商之间互相贸易的道路沟通以后，就有龟、贝、金、钱、刀、布等各种货币产生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自高辛氏以前，由于年代太远，无法得到资料加以记述。所以《书》记载最早的是唐尧、虞舜时期的事，《诗》叙述殷、周时期的事，世道安定、国家太平就重视学校教育，推崇农业生产，而抑制商业活动，用礼义防止人们一心逐利；但如果世道变乱，国家不得安宁，情况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事物发展到兴盛的顶点以后就会走向衰败，衰败到最低限度就会转变，一个时期风气质朴，一个时期风气奢华，始终循环变化着。《禹贡》记载的九州，各自根据那里土地所适宜的出产、百姓收入的多少来确定要缴纳的贡赋。商汤和周武王承接了末世的凋敝局面，因而进行了变革，使百姓不致疲弊困乏，各自兢兢业业，致力于使国家得治之道，但还是逐渐地显示出衰落微弱的局势。齐桓公采用管仲的策略，由国家平抑物价，开发山林和海泽的资源物产，因而变得国势富强，使得诸侯前来朝拜，凭借小小的齐国，却显赫地取得霸主的名声。魏国任用李悝，充分开发土地效力，使魏文侯成为强大的君主。从这以后，天下进入纷争的战国时期，互相争斗，崇尚阴谋武力而轻视仁义道德，认为要先考虑富有然后才能讲究谦让。所以百姓中富有的人累积了数以亿计的财产，而贫穷的人连糟糠都吃不饱；大国和强国兼并了弱小的国家，迫使他们称臣服从，而弱小的诸侯国有的甚至断绝了祖宗的祭祀而亡国。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秦代，终于统一了天下。虞舜和夏朝以来的货币，金属分为三个等级，有黄金、白银、红铜；此外还有钱、布币、刀币、龟甲、贝壳。到了秦代，统一规定全国的货币分为两个等级，黄金以镒作为单位，是一等货币；铜钱上标记了“半两”的字样，铜钱的重量和铜钱上的标记相符，是二等货币。珠玉、龟贝、银锡之类的东西，只作为器物的装饰用品，或作为收藏品，不作为货币使用。尽管如此，各种货币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其价格起伏不定。那时对外征伐夷狄，国内兴建各种工程，天下的男人都努力耕作还不能满足粮食的供给，女人纺线织布还不能满足衣服的需求。古时候曾经竭尽天下的物资钱财来供奉统治者，但统治者还认为不够享用。没有别的原因，事物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互相影响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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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莲居｜李公麟：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

李公麟

李公麟

（1049-1106）

　　北宋著名画家。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安徽舒城人）。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历泗州录事参军，以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

　　好古博学，长于诗，精鉴别古器物。尤以画著名，凡人物、释道、鞍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时推为“宋画中第一人”。李公麟因风痹致仕，归居龙眠山庄，自作《山庄图》，为世所宝。传世作品有《五马图》《维摩诘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