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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的根本原因(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

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的根本原因(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

秦朝15年而亡的原因:看看得罪了多少阶层,就明白该不该速亡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虽然昙花一现,但却留下很多谜团,其中最大的一个是秦朝为何在短短15年内就灭亡了!

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传统文人一直将之归结于“严刑酷法”,导致天下濒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于是引起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之火,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但考古发现的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等秦代法律文件显示,秦法并非一味严苛,其实存在很多人情味,否则也不可能在秦国维持100多年,后来还被汉代继承。对于陈胜遭遇大雨的“逾期之罪”,律令上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杀了之。当然,秦二世是不是破坏了律法条文,乃至肆意加码,这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将秦朝灭亡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律法严苛,其实是值得商榷的,至少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应该说秦朝严刑峻法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全部。

既然如此,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看来,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是其得罪了大多数人,如果从此角度来看,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就更为清晰了。

首先,普通民众。

秦始皇在位时,当时整个中国也就3000万人,但修建骊山陵墓大约70万青壮,征讨南越前后投入上百万青壮,再加上修长城、直道、驰道等,全国大约10%的人口在服役,而且这些基本都是青壮年。

胡亥继位之后,似乎变本加厉,继续以各种名义强征百姓服役。因此,胡亥时期的服役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

在普通百姓群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商人,也被秦朝得罪。秦朝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将商人归于社会闲杂人等范畴,比如“商贾”、“逆旅”(旅店主)、“赘壻”、“刑徒”、“罪吏”、“亡命”,以及豪富之家的奴仆如“厮”“舆”、“徒”、“童”等,都属于“七科谪”的部分,大批商人曾被发配边疆。

由此,秦朝这些举动,无疑得罪了普通民众,所以才有陈胜吴广起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先秦还是“贵族政治”时代,民众“人多而无识”,力量非常弱小,也没有什么自主意识,所以从周代到秦朝的千余年中,一直没有农民起义。而陈胜本人是贵族后代,他与吴广的起义只维持了六个月,期间响应起义者主要还是一些六国曾经的贵族,比如项梁、项羽、张耳、田单等无不都是贵族出身,就连刘邦,祖上也有显赫的贵族身份。

因此,秦末起义中的“农民起义”色彩并不多,更多的还是贵族争夺权力,或者说这是一场六国贵族主导的复国运动。换言之,秦朝如果单纯只是得罪这一群体,可能并不会灭亡。

其次,宗室与官员。

胡亥继位之后,担心群臣与宗室诸公子不服,于是问赵高:“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开出的药方简单又粗暴,就是杀人立威,又能清除异己。于是,胡亥“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又将他的兄弟姐妹屠杀一空。最终,宗室振恐,群臣振恐,黔首振恐。

后来,连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三个顶级高官,因为劝谏胡亥而被关进监狱,其中李斯被杀,去疾与冯劫自杀。而这三人下狱,他们的门人、提拔的官员,是不是也会遭到一场清洗?

因此,胡亥得罪了宗室与官员,注定得不到他们的真心效力。

可以说,胡亥在位期间,宗室、官员人人自危,章邯率军投降其实就是这种局势下的无奈选择,其他很多官员将士后来投靠起义军,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六国贵族。

关东六国当中,齐国、楚国、燕国都始于周初,历史极其悠久,韩赵魏建国较晚,但存在时间也有200余年。秦始皇灭亡六国之后,如何对待六国贵族的呢?

一方面,将六国贵族豪强迁徙到关中,让他们脱离故乡,由此消除他们造反的隐患。

一方面,留在故乡的六国贵族残余,彻底失去了贵族身份,与普通平民地位一样。

被迁走的贵族豪强,他们就在秦政府眼皮底下,虽然恨之入骨,却不敢有什么异动。但留在六国的残余贵族势力,他们的身份地位突然一落千丈,对秦朝的愤恨就可想而知了,也会寻找机会造反复国。

更为重要的是,秦朝还有雪上加霜的做法,进一步激发六国贵族的复国之心。

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颁布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法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政策无疑是大一统的基础,是千古未有的良策,但对于当时的六国贵族来说,这个政策就很不友好了,比如“车同轨、书同文”对六国贵族的影响:

1,“书同文”

自西周以来,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到了春秋战国时,很多诸侯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秦始皇要求“书同文”,全部采用秦篆时,意味着一大批六国贵族立即成为文盲!(上图,战国七雄的马字)

2,“车同轨”

春秋战国时,列国没有统一的制度,各地马车大小不一,车道有宽有窄。秦始皇规定车辆两轮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距离相同。显然,“车同轨”无疑又导致六国贵族的大量车辆被淘汰,同时统一的车轨也无法体现出他们的身份地位。

可以说,秦始皇的这些政策,固然利于华夏,或许操之过急,让以前备受尊重的贵族群体,几乎一下子沦落到“贱民”之列,秦朝统治还未显现出破绽时,他们不敢异动,但一旦出现陈胜吴广起义,且造成了巨大的声势时,他们立即跳出来造反,并迅速成为反秦主导力量。如果没有六国贵族的起兵,陈胜吴广起义不可能推翻秦朝。

更为严峻的是,秦朝时刚开始向平民政治过渡,贵族在各自区域仍拥有强大的力量与影响力,当六国贵族纷纷起兵时,天下立即乱成一团,秦朝统治由此分崩离析。

当秦朝得罪了百姓(包括农民、商人等)、官员、宗室、贵族等时,代表着将所有阶层都得罪了一个遍。在这种情况下,秦朝还能不亡吗?

古代儒家门徒将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严刑峻法,更多的是为了打击法家,防止法家死灰复燃与儒家争夺治国话语权。因此,读古今中外历史书籍时,首先需要搞清楚作者的身份立场,真正客观描述历史的毕竟只是少数。

参考资料:《史记》等

秦朝15年而亡的原因:看看得罪了多少阶层,就明白该不该速亡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虽然昙花一现,但却留下很多谜团,其中最大的一个是秦朝为何在短短15年内就灭亡了!

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传统文人一直将之归结于“严刑酷法”,导致天下濒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于是引起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之火,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但考古发现的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等秦代法律文件显示,秦法并非一味严苛,其实存在很多人情味,否则也不可能在秦国维持100多年,后来还被汉代继承。对于陈胜遭遇大雨的“逾期之罪”,律令上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杀了之。当然,秦二世是不是破坏了律法条文,乃至肆意加码,这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将秦朝灭亡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律法严苛,其实是值得商榷的,至少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应该说秦朝严刑峻法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全部。

既然如此,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看来,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是其得罪了大多数人,如果从此角度来看,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就更为清晰了。

首先,普通民众。

秦始皇在位时,当时整个中国也就3000万人,但修建骊山陵墓大约70万青壮,征讨南越前后投入上百万青壮,再加上修长城、直道、驰道等,全国大约10%的人口在服役,而且这些基本都是青壮年。

胡亥继位之后,似乎变本加厉,继续以各种名义强征百姓服役。因此,胡亥时期的服役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

在普通百姓群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商人,也被秦朝得罪。秦朝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将商人归于社会闲杂人等范畴,比如“商贾”、“逆旅”(旅店主)、“赘壻”、“刑徒”、“罪吏”、“亡命”,以及豪富之家的奴仆如“厮”“舆”、“徒”、“童”等,都属于“七科谪”的部分,大批商人曾被发配边疆。

由此,秦朝这些举动,无疑得罪了普通民众,所以才有陈胜吴广起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先秦还是“贵族政治”时代,民众“人多而无识”,力量非常弱小,也没有什么自主意识,所以从周代到秦朝的千余年中,一直没有农民起义。而陈胜本人是贵族后代,他与吴广的起义只维持了六个月,期间响应起义者主要还是一些六国曾经的贵族,比如项梁、项羽、张耳、田单等无不都是贵族出身,就连刘邦,祖上也有显赫的贵族身份。

因此,秦末起义中的“农民起义”色彩并不多,更多的还是贵族争夺权力,或者说这是一场六国贵族主导的复国运动。换言之,秦朝如果单纯只是得罪这一群体,可能并不会灭亡。

其次,宗室与官员。

胡亥继位之后,担心群臣与宗室诸公子不服,于是问赵高:“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开出的药方简单又粗暴,就是杀人立威,又能清除异己。于是,胡亥“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又将他的兄弟姐妹屠杀一空。最终,宗室振恐,群臣振恐,黔首振恐。

后来,连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三个顶级高官,因为劝谏胡亥而被关进监狱,其中李斯被杀,去疾与冯劫自杀。而这三人下狱,他们的门人、提拔的官员,是不是也会遭到一场清洗?

因此,胡亥得罪了宗室与官员,注定得不到他们的真心效力。

可以说,胡亥在位期间,宗室、官员人人自危,章邯率军投降其实就是这种局势下的无奈选择,其他很多官员将士后来投靠起义军,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六国贵族。

关东六国当中,齐国、楚国、燕国都始于周初,历史极其悠久,韩赵魏建国较晚,但存在时间也有200余年。秦始皇灭亡六国之后,如何对待六国贵族的呢?

一方面,将六国贵族豪强迁徙到关中,让他们脱离故乡,由此消除他们造反的隐患。

一方面,留在故乡的六国贵族残余,彻底失去了贵族身份,与普通平民地位一样。

被迁走的贵族豪强,他们就在秦政府眼皮底下,虽然恨之入骨,却不敢有什么异动。但留在六国的残余贵族势力,他们的身份地位突然一落千丈,对秦朝的愤恨就可想而知了,也会寻找机会造反复国。

更为重要的是,秦朝还有雪上加霜的做法,进一步激发六国贵族的复国之心。

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颁布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法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政策无疑是大一统的基础,是千古未有的良策,但对于当时的六国贵族来说,这个政策就很不友好了,比如“车同轨、书同文”对六国贵族的影响:

1,“书同文”

自西周以来,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到了春秋战国时,很多诸侯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秦始皇要求“书同文”,全部采用秦篆时,意味着一大批六国贵族立即成为文盲!(上图,战国七雄的马字)

2,“车同轨”

春秋战国时,列国没有统一的制度,各地马车大小不一,车道有宽有窄。秦始皇规定车辆两轮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距离相同。显然,“车同轨”无疑又导致六国贵族的大量车辆被淘汰,同时统一的车轨也无法体现出他们的身份地位。

可以说,秦始皇的这些政策,固然利于华夏,或许操之过急,让以前备受尊重的贵族群体,几乎一下子沦落到“贱民”之列,秦朝统治还未显现出破绽时,他们不敢异动,但一旦出现陈胜吴广起义,且造成了巨大的声势时,他们立即跳出来造反,并迅速成为反秦主导力量。如果没有六国贵族的起兵,陈胜吴广起义不可能推翻秦朝。

更为严峻的是,秦朝时刚开始向平民政治过渡,贵族在各自区域仍拥有强大的力量与影响力,当六国贵族纷纷起兵时,天下立即乱成一团,秦朝统治由此分崩离析。

当秦朝得罪了百姓(包括农民、商人等)、官员、宗室、贵族等时,代表着将所有阶层都得罪了一个遍。在这种情况下,秦朝还能不亡吗?

古代儒家门徒将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严刑峻法,更多的是为了打击法家,防止法家死灰复燃与儒家争夺治国话语权。因此,读古今中外历史书籍时,首先需要搞清楚作者的身份立场,真正客观描述历史的毕竟只是少数。

参考资料:《史记》等

为什么在战国七雄中秦国能兼并六国?

秦王嬴政之所以能够仅用十年时间就拿下六国,这不仅得益于他身边的文臣武将,还得益于他的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才。在秦国内部,秦王嬴政组织了一个文武齐全,搭配得当,相互配合的超强队伍,所以才能在灭六国之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然而,仅仅有这些因素秦王嬴政就能吞并天下?还得从秦国的历史上去探究它的原因。

秦始皇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六国兼并了。所有的历史教材写到这个问题,都强调由秦兼并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秦兼并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我想说说我的观点。所谓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这个大趋势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另一个是它的偶然性。说秦兼并六国是历史的必然性是因为,第一,秦国七代明君;第二,秦国代代重才。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一共是七代国君,没有一个昏君庸主;再一个是代代重才,这两点构成了秦兼并六国的必然性。

在秦始皇兼并六国的问题上,有人认为这是历史的使然,把兼并的任务交给了秦国。我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秦始皇继承了祖辈的基业,最终完成了兼并的使命。

我们先追溯一下秦国的历史。秦国从立国到秦王嬴政执政期间,一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三十多位君王,而对兼并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秦国的最后七代国君,他们分别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和秦王嬴政。

剧照秦孝公

秦国的七代国君干了些什么。第一位,秦孝公。秦孝公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变法图强,当时秦国并不是七国中的强国,秦要统一,必须要自身强大。无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使自身足够的强大,这是打破困境的唯一出路。秦孝公抓住了历史机遇,通过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第二位,秦惠文王。这个时期条件变了,历史使命也变了。商鞅变法 以后秦国变强,秦国一强,其它六国得了红眼病,六国不想眼看着秦国强大,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就要想办法对付强大的秦国。他们的办法是合纵,就是联合六国削弱秦国势力。秦惠文王的历史使命就是打破六国的合纵,他也完成了这个使命,采取的办法就是连横。

第三位,秦武王。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只有三年,因为举重砸死了,而且没有儿子。秦武王是明君吗?他这三年还真了不得,他有一句名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我想坐着车到达三川(就是现在洛阳一带),看一看周天子的王城,死了也不遗憾了。这是秦武王这个时期,秦国已经很强大了。那么秦武王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是抓住历史时机东进中原。公元前311年,年轻的秦武王派左丞相甘茂率领军队攻打韩国重镇宜阳,就是今天河南洛阳西边40公里处。这里是陕西通往河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一线山路,非常狭窄,是军事要塞。甘茂说要打宜阳必须联合魏国,秦武王就派甘茂带了一个副使出使魏国,到魏国一谈就成功了,魏国同意和秦国联手打宜阳。宜阳打通了,秦国才能兵出函谷关,所以这是一个关键之地。甘茂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他在出使魏国回来的路上对副使说,你回去告诉秦王,就说魏国同意跟我们联手了,虽然魏国同意联手,但是这个仗不能打。你就这样说,将来所有的功劳都记在你的功劳簿上。这个副使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回去就和秦武王说了。秦武王觉得很奇怪,打宜阳说要联合魏国,现在魏国同意联合,你又说不能打,这是为什么?于是就召见甘茂。甘茂讲了三件事,三件事一说秦武王明白了。第一件事,曾参杀人:曾参是古代的一个贤人,在费地居住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也叫曾参,后来这个曾参杀了人。之后,就有人给未杀人的曾参的母亲报信,说曾参杀人了。她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会杀人,在织布机上照样织布。过了一会儿,第二个人来报告,他母亲还在织布,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人来报告,他母亲这才把织布机一扔,翻墙逃跑了。甘茂说曾参是个贤者,他的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但架不住三个人一说,吓得就逃了。我不是秦国人,我来秦国帮你们打天下,一定会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如果我去打宜阳,有人说我坏话,我既没有曾参之贤,你也不会像曾参母亲那样信任我,我能打下来吗?第二件事,张仪无功:秦惠文王时期有一个张仪,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没有人说张仪立的功,说臣子立功不算功,都说功在秦惠文王的身上。第三件事,文侯烧信:魏国开国之君魏文侯派了一大将叫乐羊,去攻打中山国,打了三年把中山灭了,乐羊很得意,觉得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应该受赏,结果一见魏文侯,魏文侯搬出一个箩筐,筐里面是这三年中其他大臣告乐羊的告状信。乐羊一看这么多的告状信,魏文侯都不告诉他,压着不放,支持他打了三年,才明白这个功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于是乐羊就立即跪下,说了两句话:“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主公对我的信任,如果得不到主公的信任,我什么也干不成。甘茂讲完这三件事说,你说我敢打宜阳吗?宜阳如果一年打不下来,会有多少人说我的坏话,我还能活吗?现在魏国虽然同意联合,但这个仗我还是不能打。秦武王一听明白了,他说咱们定个合约吧,你替我打宜阳,我对你是绝对信任,谁告状我也不听。甘茂说那可以,然后他就去出征。打了五个月仗,秦武王收到一大堆告状信,他有些动摇了,要求甘茂撤兵。甘茂就回了封信,说咱们的合约还算数不?秦武王一听这话,就继续增兵。最后甘茂把宜阳拿下来了,杀了六万韩兵,打开了韩国的西大门,秦国的军队可以兵出函谷关直达洛阳。这个举重而死的秦武王虽然只活了三年,也没有结婚生子,但是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第四位,秦昭襄王。他在位56年,把大儿子熬死了。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已占压倒优势了,他的历史使命是继续东进,摧垮六国的主力,为最后兼并奠定基础。秦昭襄王在位时,先用魏冉为相,后用范睢为相,重用大将白起。白起不负重托,伊阙一战大败韩、魏联军,斩首24万;长平之战活埋赵军45万。秦国统一战争总共杀敌100多万,白起一个人就杀了90多万。秦昭襄王连续不断用兵,基本上摧垮了六国的主力军,为最后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在秦昭襄王时期,如果听了白起的话,那时就有可能把赵国灭了,拖延了几个月后,致使邯郸之战没有打赢。不过总的来说,秦昭襄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五位,秦孝文王。这个人就不好说了,他在位三天就死了,既无功也无过,姑且也称之为明君。

第六位,秦庄襄王。就是异人。他在位也只有三年,时间很短。但是秦庄襄王干了两件大事:重用吕不韦,建立东郡。东郡非常重要,是连接齐国,切断了六国南北合纵的通道,这是一大贡献。再一个是利用赵国和燕国的矛盾,占领赵国37座城池,进一步削弱了赵国。他在位虽然只有三年,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七位,就是赢政。他的历史使命是不失时机地发动对六国的兼并战争。赢政即位以后,很快就定下来发动兼并战争,并且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在整个兼并战争进程中,秦国的七代国君没有一位犯过大的错误,他们都有强烈的使命感,都完成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这是很不简单的。这七位国君不是有意挑选的,是根据秦国的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而在位的。比如说秦昭襄王,他是秦武王的兄弟,是太后和魏冉两人联手推上来的。秦昭襄王当时正在燕国做人质,对他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当上国君。他特别能活,做了56年国君,大儿子在国外做人质熬死了,次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继位也纯属偶然,因为哥哥继位三天又死了。然后才是异人,也就是秦庄襄王。秦庄襄王继位也是偶然,如果不是吕不韦包装,他连安国君的嫡子都当不上。七代国君大多是偶然的继位,但是所有偶然当上国君的人,没有一个是昏主。西汉初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叫贾谊,写过《过秦论》上、中、下三篇,非常有名。贾谊在《过秦论》上篇有一句话,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继承了前面六代国君的功业,到他这里,七代国君连续不断的努力,最终统一天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秦国代代明君,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在秦始皇前六代先祖身上,他们都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到秦始皇时期一切都水到渠成。西汉文学家贾谊说的“奋六世之余烈”,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曲折前进的。在战国前期,六国也曾经风光占尽,但他们的发展势头没有持续下去。到战国中期时,当秦孝公开始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时,六国的发展与秦国已经相形见拙,与秦国的距离越来越大。而难能可贵的是,在秦国这七代君王身上,还有保持着一个其他六国国君都不具备的特点,这同样为秦国的发展带来了优势。

第二点,代代用才。这七代国君是明君,而这七代国君都重用了人才,这人才还都不是一般的人才。我们说秦孝公,秦孝公重用了谁呢?用了卫人商鞅,商鞅是个人尖啊;然后是秦武王,我们刚才讲过甘茂打宜阳,甘茂是哪国人啊?甘茂是楚国人,秦武王重用了他;昭襄王,昭襄王重用了魏国人范睢,又是用了一个引进的人才;孝文王短命就三天,咱就不说他了;庄襄王,庄襄王重用了卫人吕不韦。这卫国虽然很小,很早就被灭了,但卫国出了两个顶尖的人才——商鞅和吕不韦,很不容易的;嬴政,赢政重用了楚人李斯。你看这七代国君用的两个卫国人:一个商鞅,一个吕不韦;两个楚国人:一个甘茂,一个李斯;还有一个韩赵魏的那个魏国人范睢。七代国君不但自己是明君,而且都用了当时顶级的人,这让我们看起来太了不起了。这些因素叠加到一块儿,就形成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代代明君,代代重才,所以这个国家蒸蒸日上。

分析了秦国最后兼并六国的各种因素后,我们会发现,秦国再强大也只是一个国家,而六国的土地,六国的人口,六国的人才都几倍于秦国。无论如何,六国也不可能都被秦国吞掉,但是事实上这种不可能还是发生了。晚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曾经给出过一个惊人的答案,他认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秦兼并天下的偶然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六国犯错误,第二,秦国的偶然性。六国犯错误啊,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犯错误,等于帮了秦国的忙。六国犯的错误,第一是三家分晋,我们专门用一集讲过《三家分晋》。三家分晋和秦国统一天下的关系太密切了。晋国本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分出来的韩、赵、魏都很了不得,如果韩、赵、魏合成一力挡住秦国,秦国就不可能兵出函谷关,也不可能兼并天下。那么兼并天下的很可能是晋。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韩、赵、魏三个诸侯,这一分给秦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三家分晋而是三家分秦,秦国能兼并天下吗?

但是历史往往非常奇妙,当秦国苦苦挣扎,觉得兵出函谷关出不成的时候,晋国一分为三,这叫天助秦国。三家分晋没给韩、赵、魏带来好处,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第二,赵国盛衰。三家分晋使秦国占了大便宜,但是韩、赵、魏三家中间又出来一个强大的赵国,当时的赵武灵王甚至想灭掉秦国。赵国的军事力量当时非常强大,但是赵武灵王先明后暗,竟然想让长子做代王,让幼子做赵王,把赵国一分为二,结果导致沙丘政变,自己被饿死了。这样一个国君,没有出现在秦国,而是出现在赵国。紧接着,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不信任廉颇,错用了赵括,以致长平之战失败45万赵军被杀。亡国之君赵王迁也中了反间计,杀掉了李牧。这三个国君犯了多少错误,帮了秦国多少大忙?再说韩国,韩国的悲剧在于韩非生不逢时,要是他早一点出生,比商鞅可厉害得多。韩非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集大成者,如果他早出世几十年,得到韩王重用让韩国强大起来,光一个韩国就能把秦国封死;历史也曾经眷顾过魏国,但是魏国错失了机会。魏文侯第一个重用李愧变法,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魏国。但是后来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战败,魏国的顶级人才吴起、孙膑、范睢全跑了,最后剩下一个信陵君。信陵君率领五国联军在公元前247年大败过秦国。这一年秦庄襄王去世,赢政即位。这时候秦国已经非常强大了,但如果信陵君能活下来,那赢政这盘菜也不好吃。结果信陵君被安厘王罢职,最后沉迷于酒色,郁郁寡欢四年后而死。历史给魏国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燕国有些微不足道,它充分享受了秦国远交近攻的所有好处。但是燕国弱齐疲赵,无事生非,是它削弱了秦国的这两大对手;楚国是不思变法,政治腐败,那么庞大的国土最后亡国;最后说齐国,齐愍王滥用武力灭宋,导致五国伐齐,自己被压五年。君王后和齐王田建不用武力,相信秦国给五百里地的封君,最后饿死在松林里面,这是国策错误。你看看,六国出了多少错误?没有哪一国不犯致命错误,最后都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现在都觉得非常可惜。六国的人口,国土面积和军队总量都是秦国的若干倍,但最后都被秦国一个一个收拾掉。所以说秦始皇兼并六国是两大因素成就的,一是秦国代代明君,代代用才带来的效应;另一个是六国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衰落。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秦国赢了。秦国兼并六国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中间也包含了很多的偶然。我们应该承认,无论有多少偶然性,毕竟是秦始皇兼并了六国。

(此图文部分内容选于《史记》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