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洗澡是什么预兆(梦到洗澡)

梦见三种东西，必将行大运，发大财

老古话说得好，梦境与现实都是相反的。在梦境中梦见了什么不好的，不吉祥的东西，并不代表着在现实中就会走霉运，有时候非但不代表霉运反而还预示了你现实中即将发大财，行大运。

每个人每天做的梦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梦境所代表的的寓意也是不同的。如果人在睡梦中梦见了这三种东西，都代表了他即将会发大财，行大运，喜事连连不断，大家知道是哪三种梦境么？

如果在梦境中梦见自己抓鱼，用手抓则是代表与财运无关，如果是用网捕那就是好财运了，同样都是鱼，将其放在框里面，和放养在属于自己的水桶，自己的鱼池里面的寓意又有稍许不同，意味着所带来的财运丰厚度不一样。不过总体来说，这些都是象征这境有财运，财运旺。在传统习俗中还有一些东西与财运相关的，例如棺材，或者在梦里见到棺材没有畏惧恐慌的，则都为财。

梦境二：梦到有贵客拜访

如果在梦境中梦见有贵客到访，则预示着近期即将会有喜事发生。但是如果在现实中并没有交集的官员或者是明星驾临，而在梦境里表现是那种没大没小，没有尊重的等，则是预示着你有可能有衰运来临。若是梦见了是来指导或表扬，则是预示着有好运即将到来。

如果在梦境中梦见了自己驾驭恶人、魔鬼、怪兽等邪物，预示你将会财运亨通，好运连连。不过如果没有注意规避非法生意，和混混流氓为伍的话，则不会走好运，毕竟这种财运是不会与血光之灾沾边。要是醒来之后精神抖擞，感觉睡眠很好的话，好运会来得最快。如果梦醒之后觉得很累的话，那好运就会推后了。

周公解梦：梦到这几种场景，预示着运势很好，有“喜事”

梦见别人在磨墨的人写文章的人，预示能力会大增。 梦见自己停笔的人写文章的人，预示能力会大减。 梦见别人起笔写文章的人，预示财源滚滚而来。

男人梦见洗澡，表示身体健康， 梦见用热水淋浴，预示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或有强烈的性欲。 梦中看见别人洗澡，预示会有好运气，要收到意外的财富，或是感情上的表白。

梦见坐电梯，吉兆，预示着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 工作人员梦见坐电梯，预示着自己的事业会节节攀升。 商人梦见坐电梯，意味着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 官员乘见坐电梯,主升得快。

梦见吃鸡肉此乃“吉”也，是吉祥的梦境。 自己当老板的人梦见吃鸡肉，事业则会越来越旺盛。 上班的人梦见吃鸡肉，会得到上司的肯定，并且有升迁的机会。

梦见下河捉鱼预示着幸运、幸福吗？

梦见下河捉鱼预示着幸运、幸福吗？

小时候，走出家门，通过十几米的菜园和小树林，就是村前的胶莱河。春天，河边挖野菜；夏天，河里洗澡、捉鱼，岸边乘凉、听故事；秋天，河边拾草（烧火做饭用）；冬天，冰上玩耍。这条连接山东半岛胶州湾和莱州湾，曾经水运发达的人工河，十几年前已经彻底干涸了。

梦中看到儿时的小伙伴和他的弟弟在河里洗澡摸鱼。本村一位三四十岁的穿白衬衣的男性村民，手拿铁锨，从离水面四五米高的河崖顶上垂直跳下，稳稳地\"降落\"在仅没过脚踝的河水中。他用铁锨在水里搅动了几下，几条大小不同的鱼被他捉住了。我也下水，手伸进水草中一边摸索，一边担心被那种淡黄、无麟，体外有硬刺的黄腊丁鱼（又称\"ga ya\"）扎伤。

我轻而易举地捉到几条大约两三斤重的鱼。把较大的鱼送上岸，回身取了小鱼再次上岸时，忽然觉得河岸陡峭，上身趴在岸边，下身悬空……恐惧并吃力地往岸上攀爬时，听到生产队队长对着河里的众多村民大声吆喝：\"都上来吧，下地干活了\"。

回到家，父母看了看我手中的鱼，略有欣慰，什么话也没说。大鱼小鱼都鲜活乖巧，放在地上，不怎么挣扎反抗，它们好像在河水里呆够了，愿意上岸成为盘中餐，或者被养起来。

梦到捉鱼，有的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征兆；有的人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征兆。科学研究证明，做梦是一种正常的、必不可少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周公解梦》都不能成为解梦的灵丹妙药。下河捉鱼的梦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和工作仍然平平淡淡，波澜不惊。

“周公解梦”是怎么在现代做到与时俱进的？

每个人都会做梦，但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每当梦到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时，我们总是想知道它的含义，也就是解梦。

古今中外的人们创造了很多解梦学说，而在中国说到解梦，人们都会想到同一个名字：周公。

比如你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梦，梦到学生时代上微机课没带鞋套，醒来之后吓得一身冷汗。内心的恐惧可能会驱使你到网上搜索“梦到忘带鞋套是什么含义”。

如果你能查到解答，那十有八九是来自周公解梦的。上面会告诉你，梦见忘带鞋套是爱情要出现意外，可能出现情敌。

我们都知道梦的内容有时候是很怪的，梦里的事经常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甚至违反伦理和道德。而周公解梦就像是国人的梦境大全，涵盖了做梦各种可能性。

再荒诞的梦，也逃不出周公的五指山。在网上的周公解梦里，你能够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同时还能看到更加稀奇古怪的解析。

如果梦见电瓶车被偷，周公会告诉你是走红运的预兆，如果是做生意的人，意味着收入将会增加。

如果你梦到中国男足，说明需要担心的事情颇多。本命年梦见中国男足更是预示诸事不顺，困难重重。

哪怕你梦到外星人入侵地球，周公一样能解，告诉你这是在暗示自己生活在被某种外来因素左右，可能会离开原来的生活圈子。

有些周公解梦网站，还能根据梦的内容推断当天的宜忌。虽然有些听起来完全没有道理，但实在是很有意思。

比如梦见手扶拖拉机，说明第二天不宜一边喝咖啡一边观星，但却是个吃醋的好机会。

如果梦见车失控撞人，不用立刻出门找眼镜店配一副眼镜，而是应该多加班，相信未来，多欣赏些高雅艺术让内心平静。

梦见男人监狱，不能洗澡时踢浴室墙壁勉强说得通，毕竟有捡肥皂的风险。但不允许修炼内功心法，而且还要发微博让大家都知道，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如果梦见除夕不放假，周公解梦还劝你不要追问真相，而且不要去医院问诊，看来势必要把996进行到底。

估计不仅是我，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疑问，这些梦和梦的解释实在有些太过具体，也太过现代了。

周公这个名字怎么听都是一个古人。他是如何紧跟时代脉搏，为现代的迷途男女们解梦的呢？

我们说的周公，即周公旦，周文王姬昌的四儿子。周公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编著了《周礼》，完善了西周的礼乐制度，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后世儒家们敬仰。

周公一生虽然有众多的成就，但其中可能并不包含解梦这项。《周礼·春官》中曾提及梦的内容，将梦分为正梦、噩梦、思梦、寝梦、喜梦、惧梦六种。但除此之外，周公的文献记载中没有什么关于解梦的内容。

周公和梦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孔子曾说的那句，“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将周公视为偶像，而孔子又是无数后事儒生们的偶像。于是孔子的一句话，就将周公神化了，成为了梦的代言人，后来人们甚至直接把梦称为周公之梦，把做梦叫做见周公。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周公解梦》的书上印的直接就是孔子。

《周公解梦》只是借了周公的名号，其内容大概是搜集自民间的解梦方法。《周公解梦》开篇有一首诗：“夜有纷纷梦，神魂预吉凶，庄周虚化蝶，吕望兆飞熊。丁固生松贵,江海得笔聪,黄梁巫峡事,非此莫能穷。”

这里面提到了周文王梦见姜子牙和庄周梦蝶的传说典故，也侧面佐证了是后人所作。

如今你在网上找到的各种周公解梦网站和软件，又和原版《周公解梦》不同，它们的内容更加杂乱，即使对于同对一种梦的解释，有时是完全一致的，有时又截然不同。

而且这些网站上的梦实在太过紧跟时事，让我怀疑里面的内容是随机生成的。

然而，在搜索一些梦境时，这些网站又会显示没有结果。当我搜索“梦到PS5”时，又提醒我只能输入汉字，显示了很强的严谨性。

这说明解梦结果不是自动生成的，也不是单纯的关键词抓取，可能是将网上的各种解梦信息收集拼凑而成的结果。

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人们的梦境里必然会出现过去不存在的事物，想必每过一段时间人们就需要推出一个新版的《周公解梦》，来对之前没有的梦境进行补充。

《周公解梦》的正宗本就源自民间，从这个角度说，网上的周公解梦虽然不是原版，但也能算得上是正统续作，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周公能一直与时俱进吧。

现代版周公解梦的一个特点是，虽然是打着周公的旗号对未来进行占卜，但只要一谈起自身的科学性，就会一下子拐到弗洛伊德和荣格那边去。

现代精神分析学认为，梦确实是可以解的，梦是通往潜意识的桥梁。解梦学认为梦中的事物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通过对梦的解析，我们能够窥见自身的内心世界。

虽然听上去和《周公解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其中有很大的区别。

《周公解梦》的局限性很强，即使人们不断丰富其中的条目，但穷举法还是无法避免遇到瓶颈，新事物的出现是无法预测的，人的梦也是稀奇古怪的，总会出现解不出来的梦。

而《周公解梦》最主要的问题是，直接绑定了意象和其代表的意义。

“天门开，贵人荐引。天光灼，身疾病除。天晴雨，散百忧去。”

《周公解梦》中始终贯穿着梦见XX就等于XX的思维，而忽略了个体和环境的特殊性，不同的人对于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梦见同一种事物的解释也应该有所区别，就像普通人梦到老虎和武松梦到老虎，应该有不同的心境一样。

现代周公解梦，虽然增加了一些科学性，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了区别解释，但整体依然没有跳出这个逻辑。

把事物和他们的象征意义一一对应，这很像是传统风水学、卦象学的做法。这不奇怪，因为从古至今，多数人看《周公解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是为了预知未来。传统的解梦，本就是一种占卜。

多数人想解梦都是因为梦到了不好的事情，希望能够躲避灾祸，获得幸福。就像民间有一种说法，做了不好的梦，只要说出来，梦就能破解。

而科学的解梦方法没法帮到他们，不能像查字典一样输入关键词得到结果，解梦者需要了解做梦者的方方面面，综合分析各种因素，最后得到的可能还是一个含糊的解释。

《周公解梦》则可以很好的迎合人们的需要，当你早上醒来突然想知道昨晚的噩梦有什么意义时，它可以立刻给你一个确定的解答，告诉你吉凶祸福。

所以《周公解梦》能够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的解梦有多么准确，而是因为产品设计得好，能够准确抓住用户的需求。

正因如此，即使未来的科学可以解开梦和梦境的谜团，周公在解梦界的地位也难以被撼动。如今网络上的周公解梦也许会成为那时的上古版本，被重新改写，并继续传承下去。

我的二本学生：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山西太原的一场就业洽谈会。（本版资料图片均为视觉中国供图）

考研学子们将楼道、天台变成了自习间。

考研学子在天台上自习。

北京，下班时间的“蚁族”聚集区。

近百名单身男女在地铁里参加主题为“因为爱情”的相亲快闪。

招聘会上的大学生。

1995年，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05年，我博士毕业，进入广东F学院当一名教师，见证了80后、90后年轻人的成长。短短20多年，那些与我起点一样的二本学生，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工具，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我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务农、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端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毫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对未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尤其是对彻底市场化后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风》

2005年10月8日，我第一次踏上讲台。我所在的系部叫经济贸易系。初次上课的教室在二栋101，这是一幢陈旧的教学楼，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有些桌面已经斑驳、翘起，凳子是那种只要站起来，就会发出刺耳声音的活动凳，学生下课时，会劈里啪啦响上半天，涂有银灰色油漆的铁门，像仓库的大门，式样老土，看起来粗糙、结实，一把厚重的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一块同样陈旧的黑板，讲台上散落的粉笔，立即将我带入上世纪90年代大学的氛围。因为建筑的陈旧，二栋没有配备多媒体，这种原始的状态，让我心安、平静，备感踏实。

几年后，因为教务处对课件的要求，是否使用多媒体成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标准，我不得不放弃落后的二栋教室。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随着我专业知识的增多及教学经验的丰富，为什么课堂的味道，却再也找不回2005年二栋的感觉，这和教学手段的变化密不可分。对人文学科而言，多媒体对课堂的干扰和伤害，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信息的泛滥及花哨的内容，让老师无形中备感压迫，也让学生在深度思考和理解力上，缺乏锤炼的机会和耐心。

一间没有声、光、电过度配置的教室，一间只能容纳50人的教室，一块黑板，一盒粉笔，最简单的桌椅板凳，够了。

051841班，是我教过的第一个班，共57名学生。大一新生的眼睛是亮的， 他们和我一样，紧张、试探，他们第一次走进大学课堂，我第一次站上大学讲台，我们互相照亮，又彼此隔膜。

2006年5月17日，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我无法平静。

作文《风》：

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内心免不了一阵阵剧痛。“我要上大学”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承受着村里人“不孝”的看法，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写“贫困证明”、写“贷款申请”等那么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却要被“你父母才45岁，还很年轻啊”一句话宣告白费……如果贷不了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一个弟要上高三，一个弟要上初三，想借钱也没处借，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如果不能贷到款，自己该如何向父母交待，等等。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可我却不得不一一去考虑，高中的时候多么向往大学生活，到了大学才知道大学对有钱人家的子女来说是天堂，而对自己却有更多的痛苦，面对连下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知从何而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去考虑更多，虽说在校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可我为经济、为生活的时间却远远多于学习的时间，此时对我来说，或许生活已经更为重要。我真的不想长大，也不想成熟，可我却不得不比别人考虑更多如何去生活。也曾一遍遍地自我安慰——“车到山前必有路”，也一次次劝自己要乐观地面对人生，世上没有过不了的坎儿，可每次都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更痛，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学、去找兼职，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条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让我更觉渺小。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也许，我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我本不该来上大学……

外面的风仍在呼呼地吹，是否也能吹走今天我烦躁的心情？

老师，真的很抱歉，今天为贷款的事烦透了心情，刚回来就要写作文，我真的一点思绪都没有。你就当做一回我的听众好了。抱歉。

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以至于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风》几乎成为我职业生涯中，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开端。在此以前，我对自己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的轻率、疏懒、意气用事，时有后悔甚至自责，我对学校不能提供专业平台，更多时候只能上公共课的状况，感到学术生涯的迷茫和无望，我羡慕那些进入名牌大学任教的同窗。

正是像《风》这样的作文，其坦率的文字，悄然照亮了我内心忽略的角落，瓦解我内心的偏见，一点点卸下我早已淤积的虚空，让生命的姿势一点点下蹲，并在具体的生命观照中，找到内在的充盈。

后来随着教学的深入，我发现，平淡无奇课堂的皱褶处，隐藏了很多很多像她一样的学生。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现实

让我惊讶的是，很多农村和城市孩子，面对高考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态度。不少城市出生的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刘奕晓将此比喻为“一场赌博”。方雪怡表示“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考后。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但不少农村学生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都埋怨高考，记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给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陈文婷坦诚，“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而今，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又无比感激高考，是它，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以笔为剑，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

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从教13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构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在我的大学期间， 我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放在英语符老师的讲台上，老师吓得大惊失色，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众目睽睽之下，我满脸通红站起来，承认错误，最后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四任班长

我的一届学生，从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4任班长，他们分别是曾刚、王国伟、吴志勇、石磊。

回过头看，4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实际上代表了十几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毕业以后，他选择了一家银行，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成家立业，在广州买房立足。他是这个现实社会，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往往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选为班长，他出生在潮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因为从小的衣食无忧，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毕业后，进入了广州街头遍布的各类英语培训机构，“4年之内换了6家单位。”

广州是待不下了，只有一条路，回家考公务员。他仅仅复习了一个月，幸运地考进了梅州国税局。他很快结婚、生子，父母一辈子打点的摄影店，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信用卡先还两三千，然后那个支付宝、那个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房子供两三千”的境地，但他以前的迷惑，烟消云散。

广州四年的辗转，仅仅依附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对父母的重要意义。说到底，还是回家考公，让他并不坚挺的大学文凭获得了饱满的汁液，成为支撑他此后人生的坚实依靠。

作为第三任班长，吴志勇性格沉静。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不同，没有选择进入银行，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3年多。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2010年左右，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他听从建议，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10天，就断然辞职，还是回到了社工中心，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细数他毕业以后的职业，他在网上卖过时装，后来还曾加入一个美容机构，专做纹绣行业的培训师。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弃了纹绣的项目，转到了其他行业，他和我谈起纹绣行业，“都是套路，都是包装”。

毕业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还是如此显眼，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一点点，但生活还得继续，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经过八九年的摸爬滚打，他深切体会到人必须首先活着，想起在社工机构的多年生活，他不后悔，却觉得遥远而不真实。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利润也不丰厚，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任何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电话中，他和我说，“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比较而言，王国伟的经历和成长，代表了典型的农家子弟的成长路径。

从大二开始，王国伟被同学推举为班长。他性格腼腆，刚进校的时候，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不是特别擅长和老师打交道， 也不懂得去刻意经营人际关系。中学阶段他曾写过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

尽管我不会评价武侠小说，但从他的文笔，可以感知他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

王国伟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叫邓村的地方，他父亲用邓村的古老手艺，经营了一家古法造纸的小作坊，还从事饲养、种植、电工、泥水、针织……供他和妹妹读书。

1995年，父亲斥资在四会市区购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父亲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教育资源的差距。父母坚守乡下的作坊和田地，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起早摸黑，将兄妹俩交给奶奶在城里照顾，这种选择，恰恰和内地外出打工农民的选择相反。

王国伟性格务实，他目睹父母在生活中的挣扎，清晰地知道大学毕业以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坚持武侠梦，而是解决生存。

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为了揽储，为了顺利度过12月31日“银行从业者的解难日”，他不得不过上陪酒应酬的生活。银行的工作仅仅坚持了一年，尽管收入不错，毕业第二年，他毅然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四会监狱的一名狱警。他的务实，帮助他再一次成功实现了转型，“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尽管因为环境的变化，这份工作比之银行风险要大，但他身心却获得了更多自由，“在这里，我不用为了取悦别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至少不用去应酬。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资更稳定些，并且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比之虚无缥缈的作家梦，他的选择显然更能让父母尽早挺直多年被生活压弯的腰。

四任班长，从出生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尽管跨越了23年的光景，我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的062111班学生的命运，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级——岳阳大学9202班同学的整体命运，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毕业20多年后，我的大学同学都在干什么呢？以2005年参加毕业十周年聚会的36人为例，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占到八成，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有意思的是，除了4位同学在工作中发生变故，存在二次就业外，80%的同学一直在湖南本地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这种状况，充分显示了高校在没有市场化以前的就业特点：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个人和国家及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尽管人才流动性相对较差，但人才的稳定性极强，个体对单位的情感认同深厚。

我2006年第一次当062111班主任，班上52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有意思的是，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人选择考研。整体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

尽管从整体而言，因为毕业赶上了房价低廉、经济环境较好的阶段，大部分人获得了较好安顿，但不得不承认，仅仅8年时光，从同一间教室出发，同学之间的分化已经开始。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杨胜轩毕业后的境况，和毕业后在广东买了6套房的同学构成了鲜明对比。

胜轩是班上少有的广州籍学生之一。胜轩家就在芳村鹤洞桥附近，“反正亲人的各种生活，就围绕这个鹤洞桥”，这是他对家的一种直观理解。妈妈从自行车厂下岗后，爸爸也从药材公司下岗。胜轩尚小，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开了冰鲜档口。父母工作非常辛苦，他念小学时，天还没亮，妈妈就得踩着自行车去黄沙拿货，要忙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每次收工，则会将很多又脏又腥的新鲜鱿鱼带回家，仔细洗干净后以便第二天售卖。

父母开冰鲜档后，十几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越发捉襟见肘，广州潮湿的天气，不允许他们将卖剩的冰鲜放置室内，为了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当天无法卖完的冰鲜，父亲向原来的单位求助，终于得以允许使用不远处单位空余的平房。

到初二时，小平房面临拆迁。在失去临时住宅之后，他们一家依然没有离开鹤洞桥附近。在胜轩的脑海中，始终无法更改白鹤洞地铁曾经是19路车总站的印象。芳村的记忆，渗透进了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整个成长史，广州城市的变迁，同样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胜轩而言，属于他个人生命史的片段，除了时尚、便捷的地铁取代低矮的平房， 除了老旧的公交车站的消失，更为深刻的感知，来自家庭内部的裂变，父母下岗、房屋拆迁，这些大时代的宏大词汇，通过一桶桶冰鲜和父母的抗争，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更为真实的碎片。

很长时间，胜轩一家租住在白鹤洞边。后来，他们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在白鹤洞旁边，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这是父母在生存钢丝上，依赖房价低廉稍纵即逝的机会，颤颤巍巍作出的大胆、英明决定。

2006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生在工薪阶层家庭，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胜轩是12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8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

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一个远房的姐夫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 “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干了4年，到离职时，月薪仅2000多元。

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他以网格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属于临时聘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用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几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

毕业8年，他的存款不到1万元。

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 “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胜轩坦言“很绝望”。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200多人竞争一个名额。“事业单位年龄的截止期限是35岁，35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

胜轩考公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我知道，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

他35岁的考公年龄线马上临近，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60多平方米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现实摆在眼前，看看广州的房价，凭现在的工资，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

芳村鹤洞桥附近，坑口的稻田早已消失，他妈妈工作过的自行车厂，爷爷和爸爸工作过的药材公司，早已改头换面。珠江上穿梭的船只，汽笛依旧洪亮，广州古老又新鲜。

胜轩的遭遇，让我留意到，家庭收入的匮乏像一条无形的绞索，就算他们千辛万苦获得了大学文凭，但在毕业以后的社会搏斗中，每到紧要关头面临选择时，这根无形的绞索，就会暗中绊住他们，阻碍他们探出脑袋，去看更远的世界。胜轩的多次抉择，以及抉择中的小心翼翼，与其说来自个性，不如说，来自背后家庭在自身命运中的显影。

我在分析班上学生的职业构成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金融机构的学生，都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害怕拼命喝酒的应酬，害怕工作业绩不取决于个人努力，而是由背景的大小、关系的深浅决定。对出生农村，尤其父母是农民的孩子而言，这种人际交往，更让他们无所适从。但对经商家庭出生的学生而言，并没有这方面的障碍。

我得承认，尽管从就业结果而言，我的大学同学和我的学生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但若从更为细部的肌理进入，诸如培养目标、培养形式、就业观念等维度，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毫无疑问，我的大学时代和学生的大学时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不能否认，我的大学时光，依旧弥漫着计划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余晖，而对062111班及他的同代人而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学时光，则更多充斥着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现实、竞争和机遇。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用温铁军老师的话说，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是身份指认的区别，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而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从进入校门开始，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他们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绷紧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

对我大学的9202班而言，无论出身如何，同窗的就业质量相差无几，但对062111班学生而言，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往往相关，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由成长背景决定。

在追踪062111班学生去向时，我猛然发现，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我的学生和我大学的同学相比，确实更认同商业的准则，也更拥有做生意的勇气。很多时候，我甚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我办公室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在我的大学期间，我不会因为拿纸蛇捉弄老师导致课堂骚乱而羞愧，但难以接受为了获取利润和差价，将商品推销给师长的行为。这种差异以及面对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毫无疑问，显示了时代在我和学生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

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我对社会，最方便的观测。

他们，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切的感知。

黄灯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9月02日 08 版